从天下到国家：汉人的前世今生

还是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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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个时候，西方有一些部族，他们基本上是穴居的，他们后来的房子也多半用土垒起来，叫做“板筑”。他们那些地方，地势很高，有很多山，所以他们多半住在比较低旷的地方，住的地方，多半叫“原”。他们种植了五谷，其中一个善于种植的人叫做稷，他被认为是周人的祖先。


那个时候，东方也有一些部族，他们多半巢居，他们后来的房子也多木结构。他们那些地方，地势较低，有很多水，所以他们住在高处，住的地方，多半叫“丘”。他们发明了弓箭，有一个善于射箭的，叫做羿，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前者，据说源于黄帝部落，有后来的夏人，周人。后者，据说源于炎帝部落，有一度灭了夏的羿，还有后来的殷人。


这些部落就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地方，东西往还，融合，吸收，发展。到西周，就渐形成了以周天子为共主，诸候各有其封国，大夫和一部分士有其采邑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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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个时候是没有“汉人”这个称呼的，那时有一个称呼，叫做“诸夏”。

“夏”不是夏族的意思，就象“汉人”不是汉族一样，古代的“诸夏”或“汉人”是用不着一张履历表，上面标着民族一栏的。假如你来自大草原，但你精通汉文化，也能以汉人自居，那你就是汉人，假如你来自内地，但你崇拜胡人的风俗，有着他们的价值观，那你就是一个胡人。民族观念，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主权观念，都是西学东渐的的产物。

“夏”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东西，就象我们说的“西方人”，并不仅仅指他来自西方，而是指他是遵从西方价值观，受西方文明所熏陶培养。其实和“西方人”更能对应的，是“中国”，古代的“中国”既是地理上的概念，也是文化上的概念，既是地理上的中心，也是文化上的中心，就象“西方人”既是地理上的西方，也是文化上最发达的所在。

所以“诸夏”并不是“很多个夏族”。如果以“诸夏”为上联，求下联的话，比较准确的应该是“列强”。是的，当时的“诸夏”就意味着现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当然，发达国家，也不一定是强国，但是社会文明，经济发达，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尽管有大国强国如楚，也是到了很久之后，才被吸纳为“诸夏”的成员，因为楚一开始??至少在“诸夏”看来??不够文明。

欧洲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洲，它和亚洲本在一块大陆，在板块学上来说，要在亚欧大陆上划出一个洲，也应该是印度，而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欧洲。但是欧洲成了七大洲之一，那是因为其文化自成一体，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足以自傲于世界。如果中国能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文化传播日广，那也许今日之世界，也有一个新的洲，叫做神洲或夏洲，而“诸夏”也许就真的成了“列强”。

欧洲人论其血统，多半是蛮族后代，比如日耳曼人。虽然日耳曼人在大迁移之前就以农业为主，但西方人谈及历史，仍称为蛮族灭了罗马。因为的确，他们的文明程度大大低于罗马。而西方人，尽管他们多半系蛮族后代，其谈历史时，仍“言必称希腊”，仿佛他们是希腊罗马的子孙似的，常为罗马灭亡叹息不止。常有学者称，某某在罗马时就已发明。又常有学者假设，罗马如果不亡，会是什么样子。

之所以如此，无他，文化上的认同甚于血统上的认同。越是文明的种族，越看重文化上的认同，而越是野蛮的民族，越看重血统上的认同。一个历数千年演进的民族，若不能以文化自傲，而仅以血统骄人，那是很可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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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夏”对称的，通常是“夷”，便如与“汉”对称的，通常是“胡”。“夷”和“胡”后来渐成了一种通称，并不特指一部族，但最初，却是特指的。“夷”，“从大，从弓”，似乎是一个会射箭的部族。东方的炎帝部落联盟，倒是和夷颇有些渊源。夷夏的区别，或胡汉的区别，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民族差别，而更是一种文化的高下，风俗的异同。

夷人一开始是并不落后于夏人的，之所以渐渐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也是时代演进使然。就象A省比B省发达许多，久而久之，A省成发达代名词，B省成落后代名词，并不是B省在取名的时候，就含轻视。假如，中国人不知努力，落后于世界，那么有一天“中国人”成一种贬义的称呼，也只能怪自己不争气，而不能怪别人给我们取了个轻视的称呼“中国人”的。

从“诸夏”到“汉人”的演进，是我华夏历史的一大转变。

“诸夏”时代，颇有些欧洲列强的意思，但等到这“诸夏”一统，中国就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各种说法不一，有帝国时代，有地主社会，有权力社会，有皇权专制社会，或有直言资本主义的。总而言之，“诸夏”一统之后，中西之社会发展演进，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这时期，我们还能见到一个词，就是“天下”。

这个词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常常见到。西方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人把全中国称作“天下”，也许还有人以为是中国人夜郎自大。

但是联系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东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西方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和山脉，西北是大漠，南方是无数的蛮族和原始森林，然后还是茫茫大海。北方是大草原，有无数强悍的游牧战士。中国人大约也曾到过这些地方，但终于无所得而归，留下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黑?，得人肉以祀，以其骨?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麋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其外?宇些。赤?若象，玄蜂若?些。五?不生，?菅是食些。其土?人，求水?所得些”之类的教训。

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当时的“诸夏”，实在就是文明的全部了。既然“诸夏”就是文明的全部，其他的，不过是些土著，野蛮人，那么称之为“天下”，还有什么奇怪呢。“诸夏”，以及后来的“汉人”，与其说是民族，倒不是说是文化，“诸夏”，“汉人”其实就是文明人的意思。“从夷变夏”，“汉化”，其实就是文明化，和现在的西化，现代化意思相当。

“诸夏”本来是要互相救助的，但等到那些土著，野蛮人或被同化，或被逐走，“诸夏”之间的战争也就越演越烈了。所以春秋时代还要“尊王攘夷”，到战国时代只谈连横合纵。欧洲人瓜分世界完毕，自相残杀，打起了世界大战，如果不是海外有一个美国，很可能会让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统一欧州。但中国终于统一于一个军国主义大国??秦国。

在“周人”和“汉人”之间，多了一个“秦人”。这个“秦人”更象一个国家的称呼，因为这个国家下的许多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秦人”，他们宁愿称呼自己是“楚人”。这是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错位，“秦人”能代表国家，代表不了文化。直到“汉人”的出现，这种错位才得以纠正。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从秦人到汉人，也是一脉相承。秦想使用铁血的手段一统天下文化，而汉革秦敝，文化之整合遂告完成。从这之后，“汉人”代替了“诸夏”，成了“天下”最文明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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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些人因为后来中国的两千年专制，遂慨叹要是没有秦的统一就好了。

但是现代欧洲的和平统一曙光直到上世纪末才呈现出来，而谁又知道之所以有这样的曙光不是因为二战之后，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呢。

处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当口，谁又能说得清，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就是对于欧洲，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也还被许多人梦想过。罗马灭亡之后，先后有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这些都昙花一现了罢了。

是的，站在两千年之后，以两千年经验看过去，会发现统一的大帝国带来的许多问题。但是在当时，统一却能解决许多问题，甚至看上去，还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想想看，假如现在的世界各国统一了，除了些澳洲土著，非州食人部落外，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面。那么首先世界就算是真的和平了。而且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做成多少事情哪。

这就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状况，在百家争鸣同时有无休止的战争，和天下太平同时失去一定的多样性之间，中国选择了后者。

而统一后的中国也的确表现惊人，中国文明空前扩张，从罗马帝国灭亡，直到中国的宋代，中国文明几乎一直领先。比起秦帝国的战无不胜，比其“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雄风，齐桓晋文们为了这个文明做的那些尊王攘夷的事，就显得太渺小了。

早熟的代价通常是早衰，长期统一的代价是，一旦大乱，就是毁灭性的，几乎摧毁前朝文明的所有成果。统一的大帝国，带给中国的，是从此之后的，一治一乱的循环，王朝的末期，常有学者们惊呼，啊，资本主义萌芽，而新王朝的开始，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常常会发现，连皇帝都不得不节省着过日子了。

不管怎么说，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大多不喜欢这个秦，但对于秦的统一，还是多少有些期望的。秦统一之后，秦国百姓自己买肉庆祝，因为天下一统了，从此不用打仗了。

从另一方面说，秦的统一，让中国人从此不再有国家观念，而代之一天下观念，让中国历代不再有“外交部”，而代之以“理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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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汉人”这个词第一次被频繁提起是五胡时期。

因为晋室已然南渡，北方的那些保存着华夏习俗的，便被胡人称为“汉人”。“汉人”有时是褒称，有时是贬称。

因为游牧民族毕竟与农耕民族有太大的差距，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过着迁徙无定的生活，他们时时面临着狼群的危险，以至于他们在河边喝水时，也不会弯着腰，而是蹲下来，以防止来自于后方的攻击。

这就造成了其价值观与农耕民族大异，甚至相反。在农耕民族看来，游牧民族无异于“人面兽心”，不以抢劫为耻，且以为荣，不心慕教化，不崇尚劳动。在游牧民族看来，那些定居民族拥有最温和的天气，最美丽的风景，最诱人的食物，最柔软的衣服，还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却象羊一样怕死。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应该属于最勇敢的战士。

在五胡中，颇有一些很早便迁入中原的，这些人心慕汉化，饱读经史，这些人，成了五胡时代的一抹亮点。而东北的慕容鲜卑，竟成了中原丧乱时，士民争相归附的地方。

“汉人”作为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认同的态度，也在这段时期得以昭彰。有许多在血统上是胡人的，却以汉人自居，听别人说汉人不好的，颇为生气。也有许多在血统上是汉人的，以胡人自居，听别人骂胡人的，以为是在骂自己。

这一点，也为北方民族融合，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下开唐朝之“混合华夷”。

等到尘埃落定，哪些是以前的汉，哪些是以前的胡，就不大分辨得清了。只知道，他们在作诗，在骑马，在大唐的田园边塞，留下他们的名字。比如元稹，其祖先是拓钹氏，北魏孝文帝汉化时改为“元”，但是如果你去问元稹，他是胡人还是汉人，他肯定非常骄傲的告诉你，当然是汉人。

陈桓在《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汉文化之生命力即在此，汉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又有谁计较汉文化里，有多少楚的成份，又有谁计较唐的文化里，有多少高昌的东西，有多少龟兹的东西，有多少天竺的东西。以为保存文明，只是原封不动，半点不改，此文化守财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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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前期的唐帝国有点象现在的美国，唐朝是开放式的，在大唐，只要有能力，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不管你以前来自于哪个国家，都能获得相应的位置。大唐的长安，就是当时有名的国际大都市，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来往频繁。

在这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日本人的，看上去最为谦恭好学的东瀛留学生，“东夷貌柔顺”。这一点，大约也和现在美日关系有些相似。

前期的唐帝国有时还会搞点霸权主义，向小国强制推销华夏的先进文明。消除甚至只是潜在的国家安全隐患，比如高丽。唐帝国还第一次成为了内地和草原共同的主人，这就是天可汗制度。

唐朝的“混合华夷”到底没有延续下去，因为安禄山反了，于是有人质疑唐朝的“混合华夷”政策。李世民早期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到老了却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但安史之乱中，攻潼关的安禄山史思明是胡人，而守潼关的哥舒翰高仙芝也是胡人，后来平定叛乱，郭子仪是汉人，而李光弼也是胡人。

唐朝正如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很多这时的民族后来都成了汉人的一部分，没有“混合华夷”政策，是很难做到的。李世民被草原民族推举为“天可汗”，何尝不是为此。但过犹不及，如果唐朝能一直繁荣，自然能一直“混合华夷”下去，及其衰落，反倒会出现反噬。正如段誉的“北冥神功”，海纳百川，内力突飞猛进，但如没有一定的内力和驾驭能力作为根本，反有反噬之祸。

这对于中古时代的唐朝，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任务，今天的美国，如果衰落，其民族大熔炉能否进行下去尚在未知之数，况乎唐朝。

但唐朝仍然是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从其经济文化军事的强大，到其言论自由社会开放，到其“混合华夷”的雄心。从武德到天宝，一百三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社会最开放中度过，是其他朝代没有过的事。

从汉之后，唐人是中国人的另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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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族主义之发展，国家观念之形成是有一定阶段的。第一阶段只有贵族或“国人”观念较强，“野人”无与焉，第二阶段则扩展到受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则扩展到普罗大众而以市民阶层为主，第四阶段则为全体普罗大众。对于汉人来说，这第三阶段殆为宋朝。

秦以前也有国家民族观念，如诗经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思念祖国之心溢于言表，张良在韩亡之后，卖了家产请大力士刺杀秦王，而楚国在国亡之后，则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电影《孔子》中，孔子回到鲁国后，跪在城门前大哭，喊“我的父母之邦”，这是很可能的。

到了孔子“有教无类”，向平民开放教育之后，所谓“智识阶层”形成。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民族观念在他们那里开始发展，而“中国”也更多的代替了“诸夏”，中国和四夷的对举，或汉与胡的对举，代替了夏与夷的对举。如《史记•匈奴列传》：“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张骞传》中说印度等国“颇与中国同俗”，东罗马“其人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又如新疆汉墓的出土文物上书写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民族观念达到古代的顶峰，因为此时大众文化开始繁荣，普通市民们虽然未曾读过几天书，但听书看戏，什么杨家将一门忠烈，岳鹏举精忠报国，优伶们演的是出神入化，说书先生说的是顽石点头，不由得不义愤填膺，天天盼着恢复中原了。后来蒙古使者到南宋谈判岁币，竟被爱国志士在路上刺死，元军铁骑攻破长沙，岳麓书院数百书生以赤手空拳相抗，全数战死，无一降者。

与汉族民族观念加强同时的，是为其他民族的民族观念加强，可见民族主义有时候是被“刺激”出来的，汉的民族主义高涨，除了大众文化兴起，也因着国破家亡的“靖康耻”。而汉族的民族观念加强了，其他民族至少这些民族中的贵族阶层也逐渐意识自己为一民族，如西夏和辽金创立文字，更惶论人分四等的蒙元和“满汉不通婚”的满清了。此为历史之一大分野。

但对于汉人还说，也是不得不然的，自宋以后，汉人的夷夏之防从攻势变为守势，以前是努力将“夷变夏”，现在却是防止“夏变夷”，“混合华夷”变成“亡天下”的担忧，以前是想办法输出文明，让野蛮人文明起来，现在却是想办法保存文明的果实，想办法不被野蛮人征服，文明归于野蛮。

但不管怎么说，民族意识高涨之后，民族战争也更为惨烈，与上古时代什么黄帝三苗之战，或周之翦商，大不相同。女真灭北宋，几乎是全民族的抵抗，北方义军以百万计，以至于女真人不得不先后立了两个汉人做傀儡皇帝。蒙古入侵，也几乎是全民的抵抗，最后“蹈海而死”的数以十万计，四川则抵抗到几乎十室九空，并且在钓鱼城打死了一个蒙古大汗。金庸先生在射雕三部曲中描写的宋元时期民族意识，大体准确。

但光靠民族主义是不能让国家强大的，官僚权贵在鱼肉百姓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原是自己的同胞。宋人往往将中原不能恢复归结于昏君奸相，但如果总是君昏相奸，恐怕就要在根本处找原因了。南宋朝野一片拥战风潮，如果宋高宗赵构能唱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金之责任”，或者“不定中原，不复二京，决不言和”之类的高调，必定为士民拥戴之领袖，可惜赵构心里有鬼，而岳飞又屡战屡胜，结果士民拥戴的对象就变成了岳飞，所以岳飞是不得不死的。

宋的灭亡，是汉人第一次感受到亡国之痛。这一次，连“衣冠南渡”的机会都没有。这一次亡国之痛，对汉人的心理影响很大。“夷狄”入主，做了中国的皇帝，是该认可好，还是不该认可好，这是个问题。却不知两百年多年以后，还有另一次“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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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今人往往听见“民族意识觉醒”便喜，却不知对于汉人来说，“民族意识觉醒”却更象一种退步，因为“民族意识觉醒”之后，“汉”是一个民族，而“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汉”却是一个文明。在宋以前，是“胡”渐渐变成“汉”的过程，也是“由夷入夏”的过程，东方的夷，南方的蛮，西方的戎，甚至北方的狄都渐渐成了“汉”的一部分，就象罗马让越来越多的部族拥有罗马公民权，成为“罗马人”一样，这个文明也空前强盛。

等到汉的“民族意识觉醒”，汉人从文明的传播者变成了文明的守护者，开始担心会不会“亡天下”，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汉人再从文明的守护者变成了文明的扬弃者，担心的问题成了，我想保护文明，但文明能不能保护我。

所以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正如世界主义是另一把双刃剑。世界主义有助于民族的和平，有助于文明的传播，但一旦文明处于弱势，反倒会为人所用，如元清入主之际，那些卖身求荣者持的往往便是汉文明的“天下”观念，是的，既然禹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那再换一个“夷”来做统治者，又有何不可。民族主义不用担心“被融合”，但民族却难以得到扩展，如犹太人一直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却也一直作为一个小民族四处奔波，更何况民族主义发展到狂热还会如“七伤拳”般伤人误已。

但民族意识既已觉醒，便成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宋高宗薨了之后，孝宗就在民族主义大潮之下，为岳飞平反，将秦氏夫妇筑像跪在岳坟之前。有明一代，民族主义的压力让君臣哪怕在风雨飘摇之中，也没人敢提一个“和”字。但民族意识也让很多矛盾得以转移，上演了很多“奸臣当道,残害忠良”，“汉奸用事，卖国求荣”的大戏。

在宋以前，是很少有“汉奸”这个说法的，汉朝的中行说帮助匈奴对付汉朝，并没有人说他是“汉奸”，投降匈奴的李陵更是博得了很多人同情，甚至到北宋，张元在宋朝科场不利投奔西夏，帮李元昊大败宋军，也没有被看成宋夏之争的祸首。尽管“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者并不见少，但汉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原是有这个气度的，汉人里有的是李广，霍去病，李靖，郭子仪，区区几个人投身异族，又何妨把胡区变成汉地。

但到了南宋之后，“汉奸”渐渐成了一个主流词汇，提起宋金之争，就会想起秦桧，提起宋蒙之争，就会想起张洪范，提起明清之争，就会想起洪承畴，吴三桂。似乎“汉奸”成了“亡国”甚至“亡天下”的元凶。所以明末的北京市民，听说袁崇焕“通满”，恨不能生啖其肉，等到满人真的进了北京，反倒成了顺民。

欧洲人随民族意识之觉醒的，是强国观念之萌生，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说，“‘意大利’之统一，‘普鲁士’之独霸，‘法兰西’之光荣，‘俄罗斯’之运命，皆此神话中之神祗也， 欧洲人不惜牺牲累世之和平安乐及无数生灵以殉之焉”。而中国却伴随着“高宗忍弃中原，故忍杀飞”，没有用新兴的民族主义致力于一个东方强国，却打击民族主义以求偷安，这个头开的不好。等到异族入主之后，自然视民族主义为眼中钉肉中刺，屠刀，刺刀，剃头刀，刀刀见血，哭庙狱，明史狱，文字狱，狱狱惊心。直到很多年以后，老佛爷撒泼，用了回义和团的民族主义，却不知江湖早就不是当年的江湖，中国面临的不再是夷夏之防，也不再是满汉之防，而是即将被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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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韦尔斯把民族主义称为“新神祗”，因为民族主义与宗教有某种程度的相通，它如宗教一样，能把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结合起来，为了某一共同前景而行动。但民族主义却不是近代才产生的新鲜事物，而是根植于人本能的一种存在，正如道德虽为一人造词汇，也与人的生存本能有关。

利已和利他都是人的本能。公猴子对两种照片最有兴趣，一种是猴王的脑袋，一种是母猴的屁股，而《桃花灿烂》中的粞认为自己对两种东西缺乏抵抗力，一种是女色，一种是功名。蚂蚁遇到火灾时，会抱成一团，以外层蚂蚁的牺牲来换取整个种族的生存，这不是因为他们听了圣贤的教化，或主的福音，这是基因的选择。蜜蜂在一个种群变得过大时，就会分巢，很多时日以后，这两个巢的蜜蜂也会为了争夺资源进行战斗，这就是蜜蜂的民族战争。利已有利于保存我们的基因，那些不指引我们利已的基因更容易被淘汰，而利他有利于在整个家庭或种群受到灭顶之灾时，以少量的牺牲换取种群共同基因的保存，利于此行动的基因得到保存反之得到淘汰。所以利已总是常见的，而利他也是绵延不绝的，“虽尧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欲之心”，“虽桀纣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

但人也是观念的产物，人是自己所认为的那个人，蚂蚁蜜蜂能根据气味区分种群，而人除了肤色，能靠得住的区分方法实在不多，剩下的只有语言，风俗，观念。所以人的民族观念与其说是基于血统，倒不如说是基于灌输。一个人从小以另一民族身份长大，自认为是另一民族，那他就是那另一民族。所以乔峰就是汉人，完颜康就是女真人，甚至在乔峰变成萧峰，完颜康变成杨康之后，他们也仍是汉人或女真人的一分子。所以蒙古入主，说是促进了民族融合是不对的，人分四等，汉人南人尚在肤色不同的色目人之下，怎么融合，但又是对的，因为蒙古人把女真、契丹以及南方的苗瑶等族皆划归汉人之中，而这些民族中的很多如契丹最后真的成了汉人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融合的前提是民族界限的模糊化，一边在不停的提醒着民族身份，强化民族区别，另一边却在说什么民族融合，那是不现实的事情。

民族观念既是灌输的产物，那么即能被强化，也能被弱化，还能被虚无化。听书看戏，在杨家将岳飞传里熏陶几回，想起中原未复，国耻未平，民族感情被勾起来，这是强化。官僚权贵欺男霸女，横征暴敛，觉得这个国家并不是自己的国家，只是权贵官僚的国家，看到它亡了无动于衷，这是弱化。民族征服既久，骨头硬的都被砍的差不多了，而人又是适应力很强的动物，“生活就象**，如果不能反抗，那就闭上眼睛默默的享受吧”，第一次征服以为耻，第二次以为常，第三次??如果有第三次的话??且以为荣，这是虚无化。抗日期间，河南大灾，蒋氏政府封锁消息，征敛不断，官吏中饱私囊，三百万人饿死，等到四四年日本人发动豫湘桂战役，人们竟帮日本人截击官军。河北向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从唐天宝到宋三百年胡化，等到女真入主时，已是“燕赵之民少忠义，宋来从宋，辽来从辽，我来则从我”，华北在后晋时代被企图入主中原的契丹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其后“高宗忍弃中原”，一两百年了，“遗老常南望”也没望到“王师北定”，就成了真正的“金人”。所以统治者固然有时是民族主义的怂恿者，又何尝不是民族主义的破坏者，你去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并不爱你，民族主义于专制统治者或官僚权贵来说，不过如纪晓岚之于乾隆，“倡优畜之”而已，老佛爷一方面鼓动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一方面已派人向东交民巷送衣送粮。

顾炎武把政权和民族区分开是有道理的，他把政权的覆亡称为“亡国”，而民族被征服，文明被野蛮统治则为“亡天下”。“亡国”是权贵们操心的事，而“亡天下”则“匹夫有责”。只是和政权貌和神离的民族主义究竟又有多大的力量，被统治者“治”成了一盘散沙的“匹夫”又怎能真的担起“天下兴亡”的重责。明朝灭亡之初，人们几乎是眼看着它灭亡的，直到剃发令下，异族征服者举起屠刀露出狰狞面目，才纷纷反抗，“反清复明”，但为时已晚，除了唱几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还能做什么呢。

可见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让民族摆脱被专制者统治的命运，则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将自己绑在统治者的战车上，如清亡之前的义和团，或是不将自己绑在统治者的战车上，如明亡之后的天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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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汉从一个文明变成一个民族，或汉人的“天下”观念变成“国家”观念，并非一夕之功，也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陈独秀说，“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而明亡清兴之后，受“天下”观念影响的朝?人则说，“大明没于腥膻”，“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而另一个受汉文明影响的日本，在修《中日修好条规》时，不同意清政府自称“中国”，“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文献中经常自称“神州”，“中华”。
   
但正如辽金的入侵完成了宋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洋的入侵也完成了东亚各国民族意识的复苏，“天下”观念终被扬弃，而“国家”观念终于形成。西洋的入侵让汉民族意识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实已成为一整体，“中华民族”概念呼之欲出，第二件则是西方文明无论物质精神，实有出于中国文明之上者，于是有了现代化或西化之路。

汉人可能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之后最早意识到中国各民族已成为一利益共同体的，这同认识到仅仅保存华夏文明不足以战胜西洋一样，都反在满清统治者之前。晚清时候，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满人似乎成了汉文明的守护者，汉人反成了汉文明的扬弃者，天天喊着要“洋务”，“变法”，“以日为师”，而满人则天天喊着“祖宗之法”，“天朝上国”。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汉文明本来就是一路继承和扬弃中发展的，汉朝的“汉人”已不同于先秦的“诸夏”，而唐宋的“中国”也不同于汉朝的“汉人”。西方人喜欢旧酒新瓶，一天一个“主义”，实在想不出名词了，还有什么“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中国人则喜欢旧瓶新酒，大玩其修正，虽然同为儒家，汉之经学已不同于先秦之孔孟，而宋之理学又不同于汉之经学，明之心学又不同于宋之理学，再加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清代朴学，一个瓶里也不知装了多少次酒了。不断扬弃本就是汉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历史中有多少固步自封的民族灭亡，而此民族独存，何尝不是因为其不停的扬弃呢。

有年到某地旅游，那个少数民族导游说她们现在都被汉化了，但观其穿着习惯，更象是被“西化”。很多民族都把“西化”说成“汉化”，也是因为汉族实际上是最早开始“西化”的，是“西化”的领跑者，也是西化最彻底的民族，其他民族在“西化”的时候感觉跟汉族越来越象，自然以为是“汉化”了。

所以某些人以为“复兴”了汉文明，就可以恢复祖上的荣光了，实为无谓。因为汉文明本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一直是在扬弃中发展的，到底是恢复明清的，还是唐宋的，还是秦汉的，还是先秦的。满清为了保存其“满文明”，不惜以上千万的头颅种下一根辫子，但二百年后，连他们自己都要放弃这根辫子，民国初年旗人境地之惨让人泪下，不仅保不住辫子，连姓氏也保不住，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所以认为能靠着把文明恢复到古时的某个状态就能恢复祖上的荣光，实在与爱新觉罗氏以为靠着“满洲骑射”能江山永固无异，倒大违汉人祖先的精神了。

自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是西化，而民族化，从来只是支流。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明实际上早已停止于中古时代，哪怕你跑到了近代化的前夜，也只是中古时代，西方文明却早已日新月异，充分现代化了。当年日本为什么要照搬唐朝，而不是埋头发展自己的文明，因为比起唐朝的中古化来说，日本本土文明还在上古，差得太远，这样大的差距，与其埋头上千年，不如学习一百年。实际上也别无选择，中国周边的定居民族基本上被汉化，也是如此。罗马灭于蛮族之后，欧洲无间断地发展了一千年，但一千年后，欧洲人还是觉得自己的文明远不及希腊罗马的，于是学拉丁文，搞文艺复兴。历数千年演进的文明成果，不是埋头苦干就能干得出来的。建国之后中国也锁国了三十年，埋头建设，等打开国门，发现差得太远。所以，一个停留在中古时代的古代汉文明，不管多么优秀，在已经日新月异，并且还在继续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甚至未来化的西方文明大背景下，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实在是不容乐观。

总之，在这种大背景下，汉民族的任务早已不是保存住汉文明不致于“由夏变夷”，而是先保存住自己，不再是保护文明的果实不被野蛮人践踏，而是保护社会的财富不至于被少数人挥霍或拱手送人。如果古代的汉文明没有能够抵抗住蒙元满清的征服，“复兴”之后的汉文明又何尝能抵挡住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是不确的，崖山之后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中国，即使没有“崖山”，六七百年后，中国又怎么还会是宋朝的中国，即使有了“崖山”，六七百年后也可以有新的中国。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首先要掌握这“潮流”，知道这“潮流”是什么，才谈得上弄潮，“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总得先在“世界潮流”中活下来，才谈得上“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