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永远长不大的资本主义??对秦以后历史的另类解读

还是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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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雪坛以前的老友 惜红衣 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样的话题本不该我来写的。
　　　　
　　　　 对于经济学我一知半解，对历史我不求甚解，且隔着山一样的行呢。这是一个大题目，而我不是历史系的高材生，只是通信业的过河卒。不过暇日读书，偶有所得，辄笔之于侧，所读之书，多朱墨纵横。历史也略翻了些，虽则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观其大略”，积得久了，心下也就有些别样的计较，不写将出来，便似鲠在喉。好在接舆之言，圣人用之，又好在网络实在是个宽容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挤，不管挤出来的是牛奶，是牙膏，还是别的东西，都有人看。这几日有空，索性把向来的一些想法挤将出来，也算是了了桩心事了。
　　　　
　　　　 将秦以后的历史称之为资本主义，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第三个，更不消说什么“农村资本主义”，“资待社会”的名词，所以我这种说法并不标新立异，更不石破天惊，倒似老子所说，“不为天下先”了。但这终究是我自己的。韩寒说，我不想与众不同，我只想认出我自己。不用刻意的遵从权威或刻意的藐视权威，也不用刻意的主流或刻意的非主流，我只想用文字说说我心中的历史。能说自己想说的，是一种福份。
　　　　
　　　　 是为序。
　　

还是定风波

　一 从经济学角度看历史
　　　　
　　　　　
　　　　　　 过去评判历史或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泛道德化，比如根据皇帝的勤政与否判断朝代的好坏，再比如实在找不到问题合适的解释，就说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之类。这种习惯是自古而然的，先贤们就喜欢说些人之向善，如水之就下的话。水向下流是因为万有引力，人的善恶也与万有引力有关？还是如爱伦坡所说，因为地球从西往东转，所以打孩子从东往西，就会把恶一点点地打回去？
　　　　　
　　　　　　 当然，先贤们是在传道，传道和传教一样，逻辑没有比喻有用，数学模型没有寓言故事有用，所以与其让理论更为严密，不如让比喻更为生动。
　　　　　
　　　　　　 但我更喜欢别的一些方法，对于人物的评判，我更喜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的成长环境，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对于历史发展，我更喜欢从经济学角度看生产和分配，供给和需求，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博奕。
　　　　　
　　　　　　 比如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农耕民族的次数多，而反过来却很少呢。因为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中原是无所不有的花花世界，而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来说，北方草原则是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在没有警察干涉的情况下，你可以鼓动一个流浪汉去抢劫一个富翁，但你很难鼓动一个富翁抢劫一个流流汉。如果北方草原气候温暖适宜于耕种，或者有大量的金矿，恐怕夏商周的时候，那里就被农耕民族占领了，否则为什么适宜于耕种的土地，全都是农耕民族占领着。不过是无利不起早罢了，与狼血羊血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古代中国会修了几次长城，而中世纪的西欧没有呢。因为古代中国主要的威胁来自亚洲北方大草原，而中世纪的西欧则来自海盗。如果你家里有万贯家财，绫罗绸缎，你是用高墙围起来再养几条狗呢，还是不建高墙，去满世界寻找可能抢劫你财产的流浪汉一一加以攻击呢。事实上，罗马帝国占领了欧洲能种植葡萄的土地后，也在北方边境修建了一个“千里长城”，在不列颠修建了一个“百里长城”。
　　　　为什么皇帝总是看上去一代不如一代呢。除了后代的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如果土地、资本和生产率都不变，每增加一个劳动力，新增加的产出将是递减的。付出同样的努力，后期的皇帝对于帝国能做出的贡献大多比早期的皇帝要少些。
　　　　　
　　　　　　 中国之成为中国，中国人之成为中国人，都有其经济学原因，性格决定命运，而命运又何尝不在左右性格的形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实后人又何尝不鉴之了，汉惩于秦废封建废得太彻底，而广封刘姓诸王，结果出了个七国之乱，晋惩于曹魏宗室孤弱，以诸王领兵，又出了个八王之乱。宋看到唐藩镇之祸，偃武修文甚至自废武功，结果军事不振。清看到鲜卑全面汉化被同化，元汉化迟滞被赶出塞外，在被汉化之前先对汉人奴化，剃发，兴文狱，禁海，烧书，结果西洋狂飚疾进，打到了家门口。中国的治乱循环，也有其经济学的原因在，与什么鉴不鉴之无关。
　　　　　
　　　　　　 中国在战国时代，就进入市场经济，至迟至宋代，市场经济已然成熟。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律，有其发展周期，政治的作用能让其提前，推迟，却不能最终消除。指望靠几个皇帝每天多上一个时辰的朝，或指望某个喜欢上朝的皇帝多活五百年，就能摆脱周期律甚至永做天朝上国，岂不谬哉。

还是定风波

　　二 中国历史的分期
　　
　　
　　在西学输入之前，中国历史是无所谓分期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循环往复，六十年一甲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要分，也无非是三代以上，三代以下，或封建和郡县，大抵以秦为界，因为秦以前的社会和秦以后的社会区别的确是太明显。到后来发展得长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得多了，为了区别，也会有秦汉，魏晋，六朝，唐宋，宋元，明清之类，但这只是时代的区分，如现在所谓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非历史分期。
　　
　　自西学输入后，因为西方有原始奴隶封建资本诸社会阶段，自然觉得中国应该对应一下，但两下比较，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大致有几种处理方法：
　　
　　削足适履派，观点是西方的诸社会阶段中国也有，而且顺序丝毫不差，差别的只是封建的起点，郭沫若认为从战国开始，翦伯赞认为从西周开始。
　　
　　古典封建派，观点是“秦废封建”之后，封建即已结束，后面的或为资本主义，或至少是类似于资本主义，如陶希圣的“前资本主义”，梅思平，拉狄克的“商业资本主义”，梁园东的“农村商业社会”，胡秋原的“先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社会”，或杜车别先生的“资待社会”。
　　
　　另起炉灶派，观点是虽“秦废封建”之后，封建结束，却不宜称为资本主义，当另行命名，如梁启超的“统一时代”、“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严复的“军国社会”，周谷城的“统于一尊的郡县制度”，张荫麟的“统一的郡县的帝国”,瞿同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冯天瑜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韦伯的“家产官僚制”。马克思则在批评不宜滥用“封建”，将东方那种中央集权、土地国有的社会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不是特征的概括，只是与西方加以区分。侯家驹则在汉初的资本主义萌牙之后，用了三个“一元社会”和两个“多元社会”。
　　
　　不可知派，观点是中西社会发展完全不同，西方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中国，根本无法加以分期，如罗素“试图寻求某种平衡是徒劳的”，费正清 “（秦以后）中国社会并没有组成任何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或王礼锡“迷的时代”。
　　
　　“秦废封建”之后，中国社会不能称之为封建社会，只须常识，但宜不宜称为资本主义，确须斟酌。
　　
　　单从名词上说，“秦废封建之后，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就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与此类似的还有“封建集权国家”、“封建专制国家”，封建是分权，集权、专制则为集权，如何统一。另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既是小农经济，守着几亩薄地，除了粮食，什么都要买，如何自给自足。如果吃自己种的粮食就叫“自给自足”，任何农业社会都可称之“自给自足”乃至封建了。如果真是“自给自足”，如何会出现“米贱伤农”，多收了三五斗，收入反而减少了的怪事，中国的桑农又如何会因为东洋花布的倾销而破产。
　　
　　以相似论，把西欧的封建社会，日本的封建社会与中国做一比较，很容易发现，最能称之为封建的，只能是西周和春秋。土地世袭，农民依附于贵族和土地，贵族则逐级效忠，等级秩序森严，各等级间流动很少，礼仪，习惯都不相同。西欧封建社会，最高为教皇，其下为各国国王，再下则为公候伯子男各级贵族，再下为骑士，再下为农民。日本最高为天皇，其下有各级大名，再下为武士，再下为农民。中国则最高为周天子，其下有公候伯子男各级诸候，其下有大夫，再下有士，再下为农民。当等级最高者力量衰微，则有其他力量分享其权力，如西欧的哈布斯堡家族，日本的幕府，或中国的诸候盟主“春秋五霸”。
　　
　　但对于秦以后的社会，的确与西方难以对应，主张秦以后不能为资本主义的理由大致有：
　　
　　其一，西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导，资本家左右政府，而中国则反之，权力主导，朝廷和官府绝对控制着商贾富户。也因此，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的社会，似乎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的发展一直是政策市，而非经济市。其实，自从政府“与民争利”之后，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政府，而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超级垄断终极垄断集团。想想看，如果一个长期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财富，军队常在百万的政府“与民争利”，又有哪个商贾富户能争得过呢。这样一个超级垄断终极垄断的集团都被排除在经济模型之外，结果又怎么可能准确呢。而这样一个超级垄断终极垄断的集团加了进来，经济的发展又怎么可能不发生一些异变呢。而权力强于资本，也并非中国独有，沙皇俄国，或第三世界的一些军政府，权力拥有者都能轻易收编或吞并资本家。
　　
　　其二，秦以后的中国一直在农业社会，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但定义经济结构的是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水平，中国的自耕农能与工业时代的个体户对应，雇佣制能与计时工资或月薪年薪制对应，租佃制能与计件工资或收入提成制对应。土地自由买卖，劳动力自由雇佣，至宋代，加之以纸币的发行，货币化的税收，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商业城市的兴起，土地劳动资本三大市场皆已成熟。何况以西方国家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也并不都是以工业为主，美国在南北战争前，俄国在十九世纪，都以农业为主。工业革命从长期看或为必然，短期看实为意外，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几百万人口供应印度数亿人口的市场，供给从来不及需求，以至于任何增加生产率的方法都有利可图。而中国的人口常在世界四分之一，要多大的市场才能催生工业革命。
　　
　　其三，古代中国是君主专制。其实民主正如工业革命，又是一个意外。欧洲在封建社会解体之际，最为流行，又最为得势的理论，并不是卢梭或托克维尔，而是马基雅维里。当时欧洲各国宫廷充满着马基雅维里式的政客，鼓吹着“君权神授”。民主的法国常常打不过帝制的德国，法国最荣光的时代竟是那个自称“朕即国家”“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以及拿破仑的第一帝国。直到欧战掀翻了俄国，德国，奥国几个大君主国的皇帝，君主专制才渐渐退出舞台。但没过多久，欧洲仍然面临极权的威胁，如果没有当初新英格兰的那些清教徒，如果大航海时代北美和南美一样，成为海盗、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的乐园，最后成立数十个小国，那么很可能没有后来的美国，而二战的结果很可能是欧洲被希特勒或史太林统治。又或者美国不是与旧大陆隔着两大洋，得以从容发挥民主的优势两百年，而不得不象旧大陆的一些国家一样，因为长期的战争危胁而逐渐专制，世界也许也离《1984》不远了。
　　
　　官僚政治，农业社会和君主专制皆不能决定中国非资本主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战国的李悝已经在替自耕农算收支明细，汉初的司马迁就在说那些食品制造业，家具业，金属器具业，纺织业的大佬们几乎能与封君们相抗。
　　
　　但早熟并不见得都是好事，《武林外传》中的莫小贝说的好啊，“你才早熟呢，你们全家都早熟”，过早地进入资本主义，反而让中国的资本主义如天山童姥般，永远无法长大，永远停留在了初级阶段。资本主义让古代中国富甲天下，羡煞欧陆，但也让中国赢得了前头，却没赢得结局。精彩的比赛却没有精彩的进球，战胜了门将却战胜不了门柱，倒让西方终场前大比分逆转。可笑的是，在输了后却没搞清楚原因，看见东洋人学西洋人反封建，搞什么“废藩置县”，也跟着反封建，却不知“废藩置县”这种事早两千年就让秦始皇做了，偌大的中国，找不到寸土之封，找不到一国之建，无封可废，无建可反，只好把传统文化尽数打倒在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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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凡看过中国史的，没有人不注意到王朝周期律，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对于其背后的原因，却莫衷一是。
　　
　　离真相最近的，可能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们把秦以后的社会称之为“超稳定结构”，就象一个大房子，到了一定年限后就成了危楼，必须拆掉后重新盖一栋，才能重新稳定，至于为什么新盖的楼与旧楼仿佛无二，那是因为大家伙流离失所，盖个一模一样的楼最容易。他们还特别注意到了残唐五代的天下大乱没有波及到蜀地，结果在北宋通过王小波李顺将蜀地洗牌了一次，完成了自我修复。但他们囿于削足适履的“战国封建论”，最终难免隔靴搔痒，仿佛说明白了，又仿佛没有明白。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别开生面，他认为“数目字管理”的缺失是中国发展停滞的原因。其实古代的朝廷又何尝没有数目字了，嘉靖帝怕户部的账没算明白，专门弄了群太监在宫里算账，周勃因为被汉文帝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弄得汗流浃背。早期的大司农和少府，后来的户部，中间短暂的三司，哪个不是“数目字管理”。地方政府的确没有用经济指标衡量政绩，但这未必是什么坏事，王安石时代倒是用了经济指标，结果地方官强行摊派“青苗”。在官僚政治下，过多地用“数目字管理”，一来这数字未必可靠，二来终究成为敛财的工具而已，还不如他们以治下多出几个孝子几个节妇为政绩，这样百姓还能消停些。
　　
　　侯家驹和赵冈都提到了人口问题，以人地比例为关键，赵冈还特别把宋代以后城市人口比例的下降归结人均耕地的减少，认为人均余粮的减少供养不了足够的城市人口。但问题是也完全可以让一半的人口种地，粮食总产不一定减少多少，只是如果让剩下的一半人口去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生产出了手工业品也没有足够的市场罢了。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不够，才是大量的人口留在农村的原因。人口还是保持适度增长，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才能适度向海外移民，人口增长停滞，其害犹在人口快速增长之上。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宋代，城市化程度最高，也可以作为证明。
　　
　　其实如果注意到秦以后的社会已为市场经济，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产品均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按供给与需求曲线进行，就对周期律不足为奇了，商业周期本为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至于其周期出奇的长，不过是因为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并且一直是“政策市”而非“经济市”的缘故。经济危机本是对财富过于集中，贫富过于分化的惩罚，农业社会大大减缓了财富集中的速度，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又可以人为推迟经济崩溃的到来，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一个人平常从不生病，生起病来往往是大病。中国的经济被一个超级庞大的垄断集团掌握，没有这个垄断集团摆不平的事，有一天经济危机发展到了这个垄断集团也要崩溃，自然要天下大乱了。其实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一百年里，也没有什么经济危机，但这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处在完全竞争，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只是那一百年里，英国有似乎无限的海外市场，尽管英国本土的工人收入仅够生存，女工甚至难于糊口，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靠着海外市场，倒也没有“产能过剩”的担忧了。
　　
　　中国的王朝通常建立在大乱之后，人口较少，无论国家分配还是自己垦荒，自耕农总是能占多数，收入除自己消费外，尚有相当剩余，成为税收的主体，也成为消费的主体。如果这些人一直占人口的多数，社会自然能稳定发展，“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与今天白领们“有车有房”的愿望别无二致，让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便可以进入所谓纺锤型社会，天下自能太平。
　　
　　王朝初期，政府机构相对比较简单，吃体制饭的人数较少，管理成本相对也较低，所以税收不高，兼并尚不太烈，摊到每个自耕农头上负担尚不太重。只要不象秦隋那样大搞基础建设，或象元那样大玩通货膨胀，倒也能有百年的上升期。
　　
　　但是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利润，那个庞大的垄断集团自然也不可能放弃集中财富的机会。将最赚钱的行业由政府专营，其他的行业也无不染指，大地主通常都是官僚地主，大商人也很少不与官僚利益相关。政府的编制增加，更不消说编制以外的胥吏、“白员”，税收增加，更不消说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摊派，“白领陨落，黑领升起”的时代到来。自耕农仍为税收主体，因为官僚地主通常根本不用纳税，与官僚密切相关的也多少有避税的手段，家无余粮的那些又没有油水可榨，再逼就可能上山做了土匪。自耕农税负的增加，又加剧自耕农向佃农的转变，最终大概能维持一定比例，但与王朝初期相比，已相去甚远了，纺锤型社会变成了哑铃型社会。
　　
　　但哑铃型社会有个大问题，就是失业率较高，在海外贸易无足轻重的时代，中间阶层实为消费主力。富有阶层的财富或用于投资，用于消费也多半是奢侈品，因为对他们的财富而言，日用品能提供的边际效用很少，只有奢侈品能提供足够的边际效用，奢侈品是提供不了多少就业机会的。无产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自然无所谓其他消费，也很难为其他人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而中间阶层，除食物之物，尚有剩余，其剩余又不足以购买奢侈品，那些略有附加值的其他商品自然成为其消费的对象。台湾地区和日本在战后都要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然后经济起飞，也是这个道理。中间阶层比例的下降，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内需不足，在海外贸易无足轻重的时代，失业率自然居高不下。所以到了王朝中期以后，就开始“流民四起”了。
　　
　　哑铃型社会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基础保障的脆弱，因为其需要保障的人口多。看历史上的那些记载，“斗米五钱”的时代与“山东大饥”的时代通常不过数年之间，而农民起义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开仓放粮，可见并不是粮食真的不够这些人吃，或人口真的多到了完全养不活，不过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冷死骨”。资本家，不论其为富户，或为官僚，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要逐利。“斗米五钱”的时候趁机抄底，到“山东大饥”的时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政府的控制在王朝初期或许还有点用，到后期，政府禁令无非让那些有背景有后台的大发横财，而没有背景的只能看着罢了。
　　
　　古代的基础保障相对是比较少的，无非是丰时修修河，欠时赈赈灾，古代教育成本低，一个私塾先生一年十二两银子，带一个村的小孩，而中医又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医疗方式，对于农业社会而言，这些都能承受。但财富的集中，中间阶层的比例下降，让国家的赈灾能力下降，管理成本的上升，更是雪上加霜。王朝早期，修一次河，几十年没有事，到后期，修一次河，开销是前期的两倍，却三五年又要修。王朝前期，一个州的灾民，二十万两银子赈了下来，到了后期，朝廷五十万两银子下去，却只能赈一个县，因为这五十万两银子到了县令手里，只有二十万，再到办事的衙役过一下，只有十万两，囤着粮的官僚地主再把价格涨涨，到灾民那里，已经不是社会保障，只是打发叫花子的慈善了。皇帝多半会减减御膳，罢罢宫宴，但这又何补于整个官僚资本集团的聚敛，正如贾府克扣几个姑娘的月钱，何补于整个的财政赤字。
　　
　　流民四起，加上保障脆弱，剩下的就是点把火了。而官军通常是会衰落的，一支军队如果长期和平，很容易官僚化，那些为将的与官场老手没甚两样，这样的人打什么仗。天下乱起来了，还得再练新军，但练新军要钱哪，而政府早就寅吃卯粮了，于是只有两个法子。其一，任由地方招兵买马，最后乱平了，王朝被军阀取代。其二，不准地方招兵买马，由官军苦苦支撑，最后亡于流民或亡于异族。
　　
　　但是尽管受周期律的左右，中国仍然没有办法摆脱，新的大厦还是旧的大厦的模样，并不是因为建同样的大厦更为容易，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也许是最适合人这种动物的主义。王莽曾经试图恢复古代的公有制，失败了。从晋的户调式到北魏的均田制再到唐的租庸调制，曾经试图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度成功过，最后两税法的问世宣布了其终结。鲜卑人，蒙古人，女真人都曾经打算复辟奴隶制，也终于挡不住市场经济的大潮。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也是万年不死的，公有制的试验或奴隶制的复辟，最后都终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资本主义从秦的国家主义，汉初的自由主义，汉武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科举兴起后的官僚资本主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富不过三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垄断集团的人变了，但这个垄断集团始终存在，控制着大部分的财富，让中国在一次次的周期律里毁灭和重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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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的骑士时代
　　
　　郭沫若氏提起夏殷西周，一则曰奴隶社会，再则曰奴隶社会，论证的例子不是甲骨文就是钟鼎文，搞考古人家是专家，不服不行。再加上西方有奴隶社会这个东东，希腊是奴隶社会，罗马是奴隶社会，连英国移民去了北美，还搞了个奴隶社会，你要是没奴隶社会啊，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这样一来，秦以后张冠李戴成封建社会之余，又把夏殷西周李冠王戴成奴隶社会。
　　
　　但郭沫若氏的举证却不是断章取义，就是强为解人。比如诗经里有过的集体劳动，说成奴隶劳动，可吾乡的乡亲们在农忙时也常常换工，以便在耕种时能集体劳动。再比如把井田制的井田解成俸禄的等级单位，但周朝的歌里唱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世上哪有这样的奴隶主，把土地分成九份，八个奴隶各种一份，收成全是自己的，中间一份才归奴隶主，而奴隶也感恩戴德，祝愿下雨的时候先下到中间的“公田”里，周朝的歌里还唱道，“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田?至喜”，世上又哪里有这样和谐的主奴关系，奴隶主携夫人到田间送饭，奴隶们非常高兴，纷纷表示感激。还比如把金文石鼓文里的那些今年祭祀，杀了多少人，明年某某伯爵归西，殉了几“夫”，说成奴隶社会的标志，但杀俘不代表杀奴，有奴隶与奴隶社会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奴婢直到清末还存在，但这与奴隶社会无关，因为奴婢不参与生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奴隶所做的工作虽然在表面上只需要维持费，归根到底却是最昂贵的”，“一个不能拥有财产的人，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利益”。云梦秦简则有“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这是秦朝官方评估的奴隶劳动的价值，得两到五个奴隶才顶一个自由人。而且奴隶劳动很难用于粮食生产，因为无论小麦还是稻子，都要用到锄头，犁，镰刀这些东西，上古兵农合一，农具是天然的兵器，就好比现在有人要蓄奴，却每人发一把枪，结果就是必须再雇一批身手更好的，拿枪一人盯着一个奴隶。故而奴隶社会的形成有一些必备的条件。第一，商品经济必须发达，因为奴隶不能用于粮食的生产，所以只能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手工业，通过贸易换取粮食。在希腊罗马，奴隶生产葡萄、橄榄和手工业品。在美国南部，奴隶则生产棉花，而北方生产小麦的州，则不使用奴隶，并不是“北佬”们更为仁慈，而是对生产小麦来说，雇佣劳动和机械化更为划算。第二，必须有长期的战争以提供廉价的奴隶，因为奴隶的来源无非是??将罪犯家人抄没为奴、债务奴隶，战俘变卖为奴，犯人毕竟有限，欠债的人如果愿意将自己和后代的所有自由和劳动都一次性卖掉，而不是通过雇佣劳动慢慢还债，其价格必定很高，只有长期的战争才能让足够多的外族变成廉价奴隶。
　　
　　无论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还是长期的战争，都不是什么原始社会末期石器时代的部族能承担的，石器时代能有什么发达的商品经济，又哪里能通过长期战争将异族一茬一茬变成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奴隶社会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常态，只是历史的变态，我们没有奴隶社会，并不是我们天生另类，更不是我们是火星来的，西方人才是火星来的。
　　
　　奴隶社会为历史的变态，封建社会才是历史的常态，在部族众多，军事技术落后的时代，谁也不能把所有其他部族尽数打倒掠为奴隶，那些强的只能接收弱的臣服，而最强的则被所有人臣服，俨然天下共主，此为封建社会之缘起。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即为皇帝之下，有三十八个半独立的城邦和部落。其后，强者更强，或通过婚姻，或消灭一些部族后将子弟分封，渐渐让大小集团们同气连枝，于是有相同的礼仪，相似的文化，同进共退，如中国的“诸夏”，或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诸国，此为封建社会之成熟。再后，外侮渐轻，内斗又起，连横合纵，而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处士横议，此为封建社会之末路。
　　
　　中国的西周时期大约相当于西方的十至十四世纪，春秋大约相当于十四至十六世纪，那都是中国的骑士时代。骑士时代是浪漫而光荣的，如果你出身很好的话，骑士时代又是沉闷而无望的，如果你出身不好的话。如果生下来是贵族，从小就要训练各种繁琐的礼仪，以便在各种场合都能举止优雅，谈吐从容，还要学习音乐，拼写和算术，以及驾驶马车、射箭之类的技艺，在中国，这些被称为“礼乐射御书数”。如果是嫡出的话，还拥有继承权，若干年后，你就有一个不错的城堡，以及一大片庄园，或者更多。如果运气不好，你的兄弟太多而你又投胎没有抢在他们前面，或者你投胎抢在他们前面，却时运不济，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中，也不用担心，你还可以成为“士”， “士”在修养，音乐，拼写和算术方面一点都不比其他贵族差，只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罢了，你的贵族身份就是你的资本，保持你这些贵族的优越感和修养吧，总有一天能恢复祖先的荣光。看看孔丘先生吧，哪怕在“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也一定要带着一柄剑，一张琴和一辆马车，而他的学生子路哪怕在快要被杀的时候，仍然要扶正自己的冠。
　　
　　但骑士时代终究是要过去的，西方的骑士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异兽可以刺杀以博美人的芳心，中国的西方的骑士们也终于没有盼到秩序重建的到来，西方的骑士只好进了贵妇人的沙龙，而中国的士则进了平原君信陵君们的府上。
　　
　　封建时代的崩颓瓦解，中西方是很相似的。先是王纲不振，中国出现过两个周天子并立，而西方并存过两个教皇。再是诸候兼并，称霸一时，中国是齐桓晋文，西方是哈布斯堡波旁诸家族。再是大国崛起，既拼经济又拼军事还拼外交，连横合纵，处士横议，那些骑士的后代纷纷献策，有的主张减少君权，如中国的稷下黄老学派，或西方的卢梭们，有的主张扩大君权，如中国的法家，或西方的马基雅维里派。
　　
　　相似的是过程，不同的是归宿，猜中了前头，却没猜到结局中，因为中国出了个异数??秦。秦以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青铜器为主的军事条件，法家学说为指导方针的政治条件，据崤函之固的地理条件，硬是在两千多年前，整出了个军国主义国家，把全国变成了个大兵营，靠着制度优势，统一了“天下”，并且统一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废封建，立郡县，中西从此分道扬飙。李鸿章谓洋人东进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但秦的统一又何尝不可谓“三代以下之大变局”。
　　
　　候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把中国资本主义之夭折归结于统一之后的“大国” 形态，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也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统一，统一之后，政府政策的变化，能完全左右经济的发展。但历史还是放在历史之中去解读比较好，理查德•亨利•托尼说，不能“用把已经得胜的势力用力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表象”。因为后来的长期统一为秦大唱赞歌，或因为再后来的落后而痛骂秦，都没有什么意义，秦就是那样一个秦，秦是东方各国眼中的“虎狼之国”，“弃礼义而上首功”，也是商鞅李斯们眼中的最佳雇主。
　　
　　从经济学角度看，统一当然会带来规模递增，也会带来规模递减，但不管怎么说，自秦以后，统一已经成了主旋律，那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它固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但也不是非害而无一利。接收它，认同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其他，也许才是更应该做的。
　　
　　（待续）

还是定风波

五 国有化和私有化
　　
　　如果秦汉之际的人懂得现代汉语的话，经济类文章里议论最多的应该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私有制度是早就有了的，但土地私有却是没多少年的事。秦在政治上废封建设郡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废井田开阡陌，也就是说，把土地国有时代的大田割成零星小块，分给个人，并且可以自由买卖，把那些整齐的灌溉系统也给拆得七零八碎。这对于一向喜欢古代胜过当代的儒来说，自然要摇头叹息了。
　　
　　今人一谈起儒家要复古，就说在开历史倒车，恢复奴隶制，其实儒家哪里知道什么叫奴隶制哟。儒家最理想的社会，是“丘未之逮也”的“大同”，这个大同不是山西那个大同，而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简直和马克思笔下那个共产主义没什么区别。是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公有制社会。
　　
　　只是大道之不行也久矣，所幸有鸟生鱼汤，周公文王，搞了封建制度，虽然比不上大同，倒也能称之为小康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
　　
　　封建制度的坏处是阶级界限太过分明，社会流动板结化，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工匠的儿子永远是工匠。在封建社会，投胎是第一生产力。但封建制度的好处也在此，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体制”之内。局长的儿子永远是局长，职工的儿子永远是职工，对于“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人来说固然不爽，但对于多数庸人们来说，倒也永远不必担心失业问题，总有那么一份工作等着你。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说，“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如果考虑到日本是被美国人的大炮强行轰出封建社会的，对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刚刚脱离封建制度未久的日本人不仅自己信奉“各安其命，各得其所”，而且想把亚洲各国也纳于那个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至尊的秩序体系，可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是不配合呢。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日本人固然无法理解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喊出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而脱离封建制度几百年的美国人或脱离封建制度两千年的中国人，当然也无法理解日本人怎么那么安于等级制度并且信赖等级制度。
　　
　　而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好处是社会流动比较自由，父亲种田，儿子照样可以当白领，坏处则是永远都会担心失业问题。
　　
　　当然，秦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秦的灭亡是为其国家主义政策买单。如果后世的国家对于拉动经济有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话，秦只有一驾马车，就是投资。法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理论，法家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只有刑法而无民法更无宪法，谈何法治。封建社会里等级严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儒家说这样不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应该下到庶人，屁民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一点礼的，屁民和领导一样，都应该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屁民就不再是屁民，而是人民。法家也说这样不好，刑应该上到大夫，刑不上到大夫，王说的话就没人听了。所以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赏罚分明，不过是“军法如山”的意思。
　　
　　秦就靠着这种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整合出了一个军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完成了统一，“齐之技击”，“魏之劲卒”，“赵之精骑”，皆不若“秦之死士”。第三帝国的勇士们只有两件事值得做，一是战斗，二是生产，而大秦帝国的“死士”们也只有两件事值得做，一是耕，二是战。法家是主张抑商的，商人，游侠，方士，儒生，在他们看来都是在浪费粮食，那些吟唱“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的风花雪月，那些鼓吹“民贵君轻”的反动思想，也都是要烧掉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办，“以吏为师”。所以国家主义理论好处在于能最大程度整合社会资源，坏处则是对创造力的全面扼杀。秦的职业经理人几乎都来自东方各国，秦的很多工程师如郑国也来自东方各国，秦自己很少培养出什么人才。秦火之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倒退了。
　　
　　国家主义理论的另一个坏处是对一把手的要求非常高，执行力高是好事，但如果一把手路线错了，执行力越高反而垮得越快。秦始皇当然是深知利害的，所以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勤政皇帝，秦始皇给自己的工作定量，每天的工作量是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我们的赵高赵公公深夜在宫里走过，常常看见我们始皇的灯还亮着，赵高赵公公是心如火焚哪，所以赵高赵公公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替皇上分忧，给自己加加担子，让皇上玩去。
　　
　　国家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坏处是经济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秦统一六国之后，横顾天下，再也没有人是大秦的对手，经济如何拉动，鸡的屁如何提高，没说的，大工程上马，修长城，修阿房宫，建郦山陵墓，北击匈奴，南并百越。那些整天“面刺寡人之过”，对着齐王大呼“王来”的齐人，那些没事在湘水边唱唱情歌，跳跳交谊舞，聊聊鬼故事，再玩玩行为艺术的楚人，哪里受得了这份罪，没说的，反了。
　　
　　后代还有一个隋炀帝，也喜欢搞大工程，修运河，征高丽，修四十多座宫殿。隋炀帝在洛阳举办万国博览会，为显示中华地大物博，物产丰盛，令商人着华服，树木缠绸缎，歌楼酒馆对洋人一律免费，不但要热情邀请入内，等洋人酒足饭饱了，还要对他们说“我们中国丰饶，这些酒食，都是不要钱的”，然而洋人也有明白的，反问官员“俺们外国虽无这样富盛，却都饱食暖衣，不像中国有没衣穿的穷人”，指树上的绸缎说，“这东西，舍与那些穷人穿穿也好，拴在这树上何用？”
　　
　　所以后世的儒家推销那套儒家版剪羊毛理论时，总要拿秦始皇和隋炀帝当最佳案例，说些“不爱其民”，“二世而亡”的话。
　　
　　国家资本主义的秦“二世而亡”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景之治”即将到来，中间却有个不得不提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之后，在私有化的大潮前惊恐不安的人们，看着贱买贵卖投机倒把的商人大发横财，安心工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反而吃苦受穷，多半会有些重农的想法，法国在十八世纪后期出现了以魁奈、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思想，美国的杰弗逊总统、杰克逊总统都曾主张“以农立国”，不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终于昙花一现罢了。中国的重农思想始于先秦的农家，发挥于法家的“重农抑商”，到了汉初，那个经常因为不喜欢种地被老爹教训的刘季，却也接收了重农思想，“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了吕后才得以改变。不过中国的重农思想并没有因此湮没，它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及“朱子道，陆子禅”一起，都成了儒家大拼盘的一部分。
　　
　　汉初选择道家黄老学说也是有道理的，法家的名声已经被秦搞臭，儒家的董仲舒还没有出山，现在的儒家整天说什么周礼呀封建呀，墨家整天和游侠混在一起，总叫人不放心。再说道家和法家区别那么大，法家既行不通，试试道家如何。
　　
　　法家政治上是主张大政府的，儒家是主张和谐政府的，道家是主张小政府的，法家是强人政治，儒家是好人政治，道家则是甩手政治。做为政府，最高的境界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政府，就象传说中尧的时候，有一位远方客人看到华夏境内人民安居乐业，几个老人在黄昏下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客人很感慨地说，尧真是太伟大了，没有尧哪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啊，老人回答“我吃的是我种的粮食，我用的是我凿的井，跟尧有什么关系？尧是谁？”。在道家看来，社会上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指望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政府才是最大的问题，“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
　　
　　甩手政治的道家在经济上，自然是自由主义。文景时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量产了一批企业家，《三十个富商巨贾》附录“中国历代富商大贾名录”中，前汉有三十二人，后汉只有七人，前汉之前期则为十六人，什么治铸业的卓氏、郑氏、孔氏，粮食业的任氏，畜牧业的桥姚，金融的无盐氏，商业的刁闲、师史、田氏、栗氏、杜氏，什么“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粜千锺，薪?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盐豉千?，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这么多行业的会计利润，都是高于百分之二十的，低于这个利润，咱是不干的，“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那个时代同样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经济，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上谷至辽东，地踔远，
　　
　　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汉文帝把小政府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汉文帝是中国第一个节俭皇帝。他有一次想建一个露台，概预算呈上来，要百金，相当于十个中产阶级的家产，就放弃了。汉文帝的后期，甚至免除了农业税。现代人谈起汉代，总是汉武大帝大汉天子什么的，仿佛汉代最拿的出手的是刘彻刘野猪，却不知在汉代，人们心里最好的皇帝却为汉文。“文”是第一个美谥，汉朝的人还比较实在，不象清朝，什么“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恨不得把汉语里所有的褒义字都加上去。汉朝的人谈起汉文都是竖起大拇指的，“刘恒那小子，刚刚的”。
　　
　　但自由主义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农民“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结果“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而且还“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以至于都不愿意种田，而愿意经商了，“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可见孟子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也不都正确，上面喜欢奢华，下面当然比着炫富，上面喜欢节俭，下面却不一定跟着受罪，宵衣旰食的崇祯和打补丁上朝的道光并没有带动起全国上下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风气，汉文帝当然也不能，还是孔子说的好啊，“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何况汉文帝自己也有问题，自己固然节俭，却赐了一座铜山给邓通。
　　
　　外面也有问题，匈奴曾把汉高祖在白登围了七天，靠陈平奇计才出去，后来竟然要求吕后去匈奴和亲，吕后也只能忍气吞声称自己老了恐怕不合适。这些都是奇耻大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汉得天下也有近百年了，该发发威了。这些内忧外患，都在催生着汉武帝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尊儒”是有道理的，道家的“小政府”肯定不符合他的性子，法家名声臭了，最多能偷偷的用，而儒家可巧董仲舒横空出世，完成了儒家的第一次修正，适应了大一统的新形势，天人感应论为皇帝们提供了道统的支持，当然解释权仍在儒家手里，所以天灾人祸，皇帝还是要下下罪已诏之类，“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什么的。在当时，只有儒家，至少是儒家的一大支，支持他。
　　
　　汉武帝在经济上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盐、铁、酒的专卖，这是汉朝第一次“国进民退”。这个事件的意义，也许能与西方的“光荣革命”相比。封建制度瓦解之后，西方资本完成了对权力的收买，而中国，权力完成了对资本的收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那都是皮相，权贵资本或官僚资本实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垄断，那才是本质。
　　汉武帝时代“国进民退”的总设计师是桑弘羊，桑弘羊主持中央财政近四十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当时的说法，与后世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相映成趣。但是政府本身并不生产财富，如何能不加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政呢，只能是工商业的国有化，所谓“与民争利”。“与民争利”的后果在当时还不太明显，至少汉武帝靠着这次国有化打败了匈奴，大兴了土木，而没有落到秦始皇隋炀帝的境地。但这只不过是将文景时代攒在民间的财富，“争”到了朝廷的手里而已，所以最后也“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汉武帝老时下了个罪已诏??汉武帝也是第一个下罪已诏的皇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云云，这个罪已诏为他死后那场著名的大辩论提供了契机。那场大辩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而其核心则为“国进民退”的利弊，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这场辩论最后形成了那本有名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
　　
　　其实在官僚政治加市场经济下，国有化和私有化不过是一体的两面，国有化以国家的名义将民间的财富聚敛起来，私有化再以市场的名义将这些财富分配到官僚们的手里并且合法化。而这个垄断集团的地位也在一次次的国有化和私有化中日渐艰固，无可动摇。
　　现在有些人谈企业喜欢说“规模效应”，却不知规模递增的同时，也有规模递减，否则世上就只有跨国大公司了。规模增加的同时，会节约一些经济成本，但也常常会增加一些管理成本。更不消说垄断带来的问题，限制产量，提高价格，阻止技术进步。汉文时代的“小政府”变成了汉武时代的“大政府”，而且后代日趋扩大。管理学上常说，管理要“扁平化”，汉化只有中央?郡?县三级，清代却有中央?省?道?府?州?县的四到六级，而且县里还有“三班六房”的复杂结构。所以汉代，我们还能看到规模递增带来的好处，比如统一之后的贸易壁垒消失，有更多的力量击匈奴，通西域，服西南夷，但到后代，却让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内部的虚耗。
　　
　　当然，这些汉代人是看不到的。他们要做的，是解决新形势下的问题。
　　
　　儒家也不会真的放弃“大同”、”“小康”的梦想，公有制仍然是他们心里最好的社会，其后不久，便有王莽的公有制试验。
　　
　　（待续）

还是定风波

六 士族兴衰背景下的公有制试验
　　
　　汉武帝之后，权贵资本主义已然形成，财富由汉初的商贾富户向官僚权贵转移，所谓“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前汉董贤被诛，抄没得四十三万万钱，后汉梁冀被诛，抄没得三十余万万钱。而且他们积累财富比商贾们更容易，商贾们还要“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还要靠那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而他们则一本万利，商贾们还需要商业头脑，他们则只需要政治头脑，商贾们只能巧取，他们却可以豪夺。作官将是最好的行业，其利润率远在其他行业之上。而且虽然封建社会已经不在，但官僚权贵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地位仍然可以得到继承，尽管不能世袭，“富二代”、“贵二代”和“穷二代”、“贱二代”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个期间就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在政治上要解决阶级升降的问题，在经济上需要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阶级升降的问题最后由科举制得以完成，贫富分化的问题由租庸调制得以改善，这两种制度再加上军事上的府兵制，共同推动唐代新的繁荣。而贯穿其终始的，则为士族的兴衰。
　　
　　士族在汉代就已存在，但汉代提得更多的，却为“豪族”或“豪强”。汉代徙了很多富人、豪杰、功臣、官吏到了长安，特别是五陵一带，“五陵少年”说的就是五陵一带的“富二代”、“贵二代”们。他们最喜欢在风和日丽的日子结伴飚车玩，撞了人还要怪别人惊了他们的马，只有郅都这样的“酷吏”才敢不避权贵将他们送进监狱。汉武帝“国进民退”之后，工商业受到打击，利润下降，大量资金流到了土地，炒高了地价，当时平均地价不过每亩数百钱（如《九章算术》云“今有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而长安地价每亩万钱，“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自然加重土地兼并。
　　
　　汉代对土地兼并的办法是“抑豪强”，“限名田”，即限制财富上限。但那个时候并没有财产申报制度，限制的也只是民间资本，官僚权贵们是限制不住的，如前述董贤梁冀，财富都以十亿计，又有谁能限，又有谁敢限。“限名田”做的最绝最彻底的，实为王莽。
　　
　　如果王莽参加今天的总统竞选，应该是很能高票当选的，因为其作秀功夫极为出色，当然也许是真的品行高洁，作为一个高干子弟，他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吏民曾经为其上书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但观其称帝后的做事，更象个书呆子，比书呆子更象的，是某左倾穿越人士。王莽称帝后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恢复土地国有，第二，冻结奴婢制度，第三，工商业全面控制，第四，币制改革，第五，发放贷款，第六，征收所得税，件件都是大手笔。
　　
　　王莽规定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禁止买卖，同时，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最终目的当为恢复井田。可是让田地超标的自动放弃土地，未免迂阔，虽然有法令，但却无法执行，因为朝堂上的诸公，恐怕没有几个不超标的，让他们去执行政策？
　　
　　王莽又规定奴婢改为私属，禁止买卖，最后让其随着奴婢的减少自然消失。但这和禁止土地买卖一样，也终于成为一纸具文，最后废弃。
　　
　　王莽还规定除盐铁酒的专卖外，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政府在供给大于需求时买进，供给小于需求时卖出，以控制物价。对一切工商业进行征税，“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贷款，则政府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这些做法“看上去很美”，结果却是比汉武帝时代更大的“与民争利”，工商业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工商业受到打击，失业人口增加，到前汉末年增长到近六千万的人口，很多就没有出路，再加上空闲资金因为工商业利润下降流到土地，进一步让土地国有成为泡影。
　　
　　王莽大刀阔斧的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执行政策，因为谁也不会割自己的肉，而非既得利益者又无法兑现许诺的利益反而受损，如工商业受打击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这样一来，这场改革的结果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欠最后一把力。
　　
　　这最后一把力就是币制改革。王莽这位疑似穿越者可能觉得汉代的货币太少，不利于拉动经济，想发行纸币嘛条件不足，造纸术尚未经蔡伦改良，印刷术还未出现，于是造“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五铢钱并行”但是那时的货币防伪技术又不到家。人家五铢钱实际重量与币面重量一致，盗铸无利可图，而这些什么“错刀”，“契刀”，“大钱”，号称值五十至五千钱不等，重量可能只有几个五铢钱那么多，如果把几个五铢钱熔了铸成错刀，拿出去换成五铢钱，再熔再换，岂不比摇钱树还要厉害。结果盗铸者大发横财，百姓深受其祸。五铢钱都变成“错刀”，最后“错刀”不就只值几个五铢钱了，而物价岂能不飞涨。恶性通货膨胀是很多政权的最后推手，当一个政权开始陷于恶性通货膨胀，崩溃只是眼前的事。
　　
　　继王莽之后，又有晋的“户调式”，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唐的“租庸调制”。 “户调式”比王莽成功些，因为它考虑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比如限田的数额，一品官为十五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官员不用交税，并且还可以荫及亲戚，也按品级从九族到三世。政策推行下来，真正受损的官员不多，许多还有受益，比如恩荫。而最成功者为均田制，均田制之能成功，一是因为北方人口下降，政府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分配，不用从地主那里夺地，二是因为均田制有一整套的授田制度，并且后来和唐“租庸调制”的税收制度结合，较为合理。大体把土地分为桑田和露田，或永业田和口分田，永业田类似于自留地，一直保留，除迁徙和身死无力营葬外不能买卖，口分田则十八岁受田，六十岁退田。均田制也考虑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刺史有十五顷职分田，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这算是古代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了，责权利一致，生产积极性高，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有这么好的“政策”，什么贞观之治呀开元盛世呀自然呼之欲出了。
　　
　　不过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国家分配的土地原则上是不能买卖的，但实际上怎么可能，一百年能发生的事太多了。欠了债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的有之，荒年无钱交税把土地卖给人者有之，被豪强权贵巧取豪夺者有之。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国有自成空谈，国家手里没有土地，再想均田，只有王莽一个结局。
　　
　　所以到了唐中期，政府彻底放弃任何土地国有的梦想，改革税制，从按丁口收税，“以丁身为本”，到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唯以资产为宗”。大致上，土地税按占有土地多少收取，户税则把户分成高低数等，富者多收，贫者少收，“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有点类似后世的累进税制。是为杨炎的两税法。
　　两税法让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更具现代气息，累进税制也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府财政问题，但却留下了三个不好的伏笔。一是由“量入为出”变为“量出为入”，这就使得如果政府没有钱用的时候，随时可以加税。二是从实物税变成货币税，用货币收税当然更为现代也更具市场经济特色，但却加重了农民负担，因为交税的时候，农民的粮食总是要贱卖，而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缺粮又只能贵买，官府的税负之外更加一层商人的抽头。三是官员免税，这也加剧了官僚资本的壮大，但改革要想成功不仅要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也要考虑强势群体的利益，否则改革必归于异化或流于破产，况且两税法之形成最主要还是解决唐的财政问题，而非社会民生的大改革，所以也只好如此了。
　　唐代与税赋制度相对应的变化，则为士族的衰亡。
　　
　　封建制度结束之后，全国的百姓都成了有户籍簿向中央政府纳粮的“编户齐民”，各级官员也成了中央委派下去的代理人，经常流动。那么全国那么多个郡县，官员又从哪里来呢，最初大约是功臣，外戚，宗室，以及花钱买官做的所谓“赀选”，清朝称之为“捐官”的。汉前期那个有名的法官，“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张释之，还有前述那个汉武帝时代的“国进民退”总设计师桑弘羊，都是“赀选”，“捐官”里也有清官，有能臣，倒是意想不到。
　　
　　再后来，儒家被抬上来，就有所谓“秀才”，“孝廉”，这些是被“举”（“赀选”，“举秀才”，“选贤任能”，“科举”，大抵不脱“选举”二字）上来的，有点象后世的“工农兵大学生”，根正苗红，就可以推荐上大学了。儒家是很讲究“孝”的，所以那时官员们工作报告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治下某某和父母不住在一起，受官员的感化，把父母接到一起住了。但到了后来，也就渐渐名实不符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后汉出了孝子赵宣，号称守孝三年不够，干脆住在墓里一住二十年，天下闻名，陈蕃慕名一看，居然有五个不到二十的子女。
　　
　　于是有九品中正制，把各地方上有点名望的搞个爬行榜，定期打榜，版主强推，专家点评。于是“选举”成了超女快男，装酷的耍帅的炫家世的秀口才的摆学识的玩行为艺术的，粉墨登场，男色时代正式到来。
　　
　　这个时代，评判人物的词汇也从道德视角变成审美视角，什么“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什么“美姿仪而绝白，行步顾影”，什么“若明珠在侧，朗然照人”，真是“自古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不过当时教育水平有限，又没有网络和电视，粉丝群多半还集中在中高端人群，虽然潘岳被女粉丝们投过果子，卫阶给男女粉丝们“看杀”，但版主强推，专家点评才是上榜的最佳理由。所以最后胜出者，往往是那些世家大姓的“浊世佳公子”，“富贵闲人”们。除了装酷啥都不会的时尚青年，或空具皮囊的绣花枕头，自然不是又有家世又有才学又举止优雅又谈吐自若的“乌衣子弟”们的对手。
　　
　　当时经三国纷争，五胡之乱，两汉发达的商品经济已然衰落，社会倒退到坞堡经济，倒象是向封建制度回归了一些。虽然没有土地和地位的世袭，但那些其世家大姓却也能长期保持其经济和政治地位。骑士时代过去了，而名士时代到来了，此之谓士族。
　　
　　士族霸着爬行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寒族就不爽了，说什么“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潦”，就象论坛里的精英和愤青互相看不惯，难免要互掐的。投诉到斑竹那里，斑竹一句话，没说的，考。于是科举制度诞生。
　　
　　当然考归考，掐架继续，唐朝的牛李党争，差不多就是士族寒族掐架史。不过牛僧孺们虽是愤青，却是由文青变成的愤青，也曾是扩招以前的高材生，只是出身不好，自己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没想到别人啥都不考，找的工作还比自己好，一时成了愤青。而落第秀才黄巢就不一样了，黄愤青最看不惯的就是精英们喜欢装，黄愤青得势之后，把北方的士族扔进了黄河，还说，“你们自命清流，扔进黄河，看看能不能把黄河变清，看你丫的还装，淹死你丫的，看你装”。而南方的士族早在唐以前，就因为另一个候景候愤青向士族求婚，人家嫌他品位不够没答应，造反后把士族全部杀了。可见愤青最大的问题还是气量太小，人家唐文宗要嫁女儿，结果大臣不干，非要娶士族的女儿，唐文宗也只是抱怨，“朕二百年天子，不如崔卢”。南方的王谢亡于候景，北方的崔卢亡于黄巢，士族时代从此结束，而宋朝，那个很小资的时代，即将到来。
　　
　　（待续）

疏影淡然

问好惜红衣,欢迎常来广角

疏影淡然

貌似对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划分,历来都有争议
在那个君主制的年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何其艰难

还是定风波

七 离近代社会最近的朝代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宋朝都是离近代社会最近的朝代。这个时代有了通宵营业的商业区，有了国家发行的纸币，有了报纸，有了足球的组织??齐云社，中国菜变得精致，烹饪技术有几十种，商品种类齐全，有记载的冷饮就有二十多种，分工细密，“三百六十行”产生于这个时代，甚至有专门卖牙刷的“刷牙铺”，城乡开始分治，有所谓乡村户、坊郭户，城市人口的比例连后来的民国也未曾超过，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什么嘌唱，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筋骨上索杂手伎，球杖锡弄，讲史，小说，散乐，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弄蚁，诸宫调，商谜，说诨话。
　　
　　如果说汉朝象一部传奇，唐朝象一个梦想，宋朝更象是一个神话，或者，是一场梦。连关于宋朝的笔记，不少也与梦有关，《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读唐诗时，我们看到的是田园，边塞，而读宋词，我们却仿佛总置身于城市之中。元人绘画是山水，明清绘画是花鸟，而宋朝，我们说得最多的，却是关于那个繁荣都市的《清明上河图》。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古社会的终结，宋代是近代社会的开端。是的，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上提到，宋朝十一世纪的钢铁产量，比欧洲直到十七世纪的总和都多。煤在北宋的汴京已代替柴炭成了主要能源，“京师十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临安则成了中国第一个因为工商业，而不是政治中心的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另一个商业中心苏州也接近这个数字。南方更有大量因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而新兴的城市，明州和泉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始大规模应用。
　　
　　但宋朝的成就却不是政府刻意设计的结果，宋朝的制度倒象是被经济及其他力量裹胁着前进，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宋朝立国后，制度大抵因袭得多，改进的少，连都城的确定都似乎身不由已似的，后来也慢慢演进，三百载后，终于将举世无双的财富、文明、科技送于蒙古人之手。
　　
　　宋太祖皇袍加身之后，勒石为戒，规定后世子孙必须遵守三件事，一为善待柴氏子孙，二为不杀士大夫及言官，三为永不加农田之赋。第二条奠定了北宋一代皇帝和智识阶层的蜜月期，以及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第三条奠定了有宋一代重商主义和重视海外贸易的基调，也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至于第一条，也许能积些阴德吧，同样是得国于孤儿寡母之手，曹孟德数传而亡，袁世凯及身而没，宋却能“清平三百载”，虽然主要因为工商业之发达，但为政宽厚还是有些用的。
　　
　　至于抑制兵权，虽可以说出于赵氏的私意，但也可以说出于当时的民意。自唐天宝之后，北方丧乱数百年，百姓可以说深受兵祸之苦，看中晚唐的诗，大多反战，牛李党争中，士族出身的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而寒族出身的牛党则反对用兵，主张“销兵”，又何尝不是因为牛党出身平民，带着民意呢。北宋一朝，武人地位很低，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当时的民谣，武人立功，即使能恢复燕云也比不上一个状元风光。灵夏问题是边疆闹独立，燕云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至于“岁币”，相当于全国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并且通过贸易收回来的更多。到了南宋，有了亡国之痛，民族主义被激发，再天天听书看戏，什么杨家将一门忠烈，岳鹏举精忠报国，才朝野一片的拥战，后来蒙古人也想要岁币，使者竟在路上被爱国志士杀死，只是前有“高宗忍弃中原”，后有权臣次第当道，致有崖山海战之败，浮尸数十万。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宋仁宗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好事是引进和推广占城稻，坏事是发行“交子”。 占城稻可以一年稻麦两熟，而税收不变，造成事实上的减税。如果说汉的文景之治源于“小政府”，唐的贞观之治源于“耕者有其田”，宋仁宗的盛世则源于这种事实上的减税，自古只有减税能拉动内需，未曾有增税能拉动内需的。
　　
　　“交子”的发行让中国从通货紧缩时代进入通货膨胀时代，此时代历时数百年，直到明后期，美洲白银输入，银本位时代的到来。“交子”到南宋成为“会子”，当此之时，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基本成熟。
　　
　　宋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以平均每年修水利数目言，唐为0.88，五代为0.245，金为0.166，宋则为3.48。福利方面则有所谓“从胎养到祭祀”（王德毅语）的“赈恤”，怀孕不能自存者有胎养谷，遗弃小儿有举子仓，慈幼局，助学则有学田，一郓州之学田或至两千五百多亩，生病无钱医治则有惠民和剂局，贫民之收养有福田院，安济坊，遇灾荒有常平、惠民诸仓，养老则有居老院，养济院，无钱丧葬则有漏泽园。虽然只对无助之贫民，而非普及，但有宋三百年，无席卷数千里之大规模起义，除工商业可吸收人口外，亦赖于此。
　　
　　但宋也遇到了汉初相似的问题，国内两极分化，国外燕云未复，灵夏又反，于是有拗相公的熙宁变法。在拗相公王安石变法之前，有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遭到的官僚集团的拼命抵抗。宋仁宗是个厚道人，包拯痛书陈词，唾沫溅得仁宗一脸，仁宗也只是用袖子拭去。后来很多有关宋代的电影电视剧都把宋朝皇帝演成一色的和事佬老好人，大约也源于此。但做皇帝太厚道结果就是改革也变成了和稀泥，等多年以后年轻气盛的神宗向当年政改先驱富弼请策时，富弼心灰意冷，说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神宗又哪里等到上二十年，每天做梦都想着恢复灵夏，收复燕云，我大宋要雄起，爱拼才会赢。等热血青年神宗遇到了热血中年王安石时，终于相见恨晚，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人生若只如初见。
　　
　　但王安石再热血，毕竟是个中年了，王安石的变法涉及经济，军事，民生，却完全不关吏治，他绕过了政改这个拦路虎，从经改入手。但有经改无政改的改革，虽然容易推行，却是先天残疾的，不过是另一次的“与民争利”。新旧党争因此而起，一方主张“富国强兵”，一方主张“藏富于民”。掐到后来，谁也不记得当初是因为什么政见的相左了，改革派，保守派，最后只剩下了投机派。但国家的元气也在这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往复中大伤，后代往往把北宋之亡归于王安石，但王安石就只好象东京城那个善吆喝的卖“环饼”小贩，一个劲长叹，吃亏的便是我呀。
　　
　　汉代的盐铁酒专卖，至唐代增加了茶叶，变法后又有所谓免役钱，旧党上台，恢复差役，而免役钱照收，新党再上台，再行免役，收新的免役钱，如此往复。太祖不准加赋，但其他杂税仍在巧立名目，什么市利钱，公证税，一分增收税钱，遗嘱及嫁女税，南渡之后又有什么三五分增税钱，布估钱，版账钱，勘合钱等等。“与民争利”的同时，也伴随国有资产的流失，如熙宁年间的四十四万顷官田，经变法官员变卖，到元丰年间只得六万余顷。
　　
　　所以罗兹•墨菲说宋朝“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我是不大相信的。他说，“如果宋朝存在的时间再稍长些，或者成吉思汗年轻时就死去??确实多次差一点就死去??那么中国可能一直在无间断地领导世界，而近代欧洲的兴起也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但南宋的发展已较北宋为慢，虽然还没有停滞，宋代是离近代社会最近的时代，但虽然看上去很近，走起来却还要很远。
　　
　　宋朝也许是官僚政治加市场经济做得最好的时代，解决了阶级流动问题，所有的官员都出身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郎”，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但它仍没有解决官僚资本的垄断。虽然累进税制，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灾年征兵让宋朝不至于“流民四起”，但却是以牺牲中间阶层，特别是体制外的中间阶层，为代价的，对官员的免税，以及权力寻租，各种税负最终还是转嫁到手工业者，小业主，富户身上，而这些，最终将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指望十一或十二世纪的世界拥有足够的购买力，让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通过海外市场实现工业革命，无疑于黄梁一梦。而宋朝也终于和那个“筑梦帝国”拜占庭一样，在异族的刀兵下烟销云散，“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