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不只是服饰

茶瓶儿

中山装，顾名思义，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关。

    据《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介绍：中山装是“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华侨。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来到他开的洋服店购物。当他得知这个顾客就是孙中山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

    中山装本身具有简便、实用等特点，再加上是孙中山设计，因此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流行起来。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将它定为国服，并赋于新的含义：正面的四个口袋，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口袋盖的“倒笔架”形状，表明“以文治国”的坚定决心；前身的五枚纽扣，象征五权分立的政体设计；袖口后面的三粒纽扣，标志着三民主义的立国精神；下翻封闭式衣领，显示了严谨治国的管理理念；后身没有西装式缝线，隐含着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衣冠服饰”有多么重视。汉语中“领袖”一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清兵入关后，厉行“易服剃发”政策，因而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暴行。辛亥革命后，当然也要在“衣冠服饰”上来一场革命。于是，男人要剪辫子，有人说革命要“从头开始”；女人不再缠足，有人说革命要“从脚开始”。看来，只有把中山装定为国服，才算是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革命。

    从此之后，中山装便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图腾”。蒋介石喜欢穿它，表示自己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喜欢穿它，也有同样的含义。不同的是，对于男性来说，民国时代除了中山装以外，还有西装和长袍马褂等服饰；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山装却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西方人把中山装称为“毛装”，是有其道理的。

    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教授陈春生在其《台湾宪政与民主发展》一书中专门列有“如何向贪渎开刀”一节，其中谈到当年台湾人对中山装的解读，颇有意思。该书在台湾出版，大陆不容易看到，故照录如下：

    贪渎歪哥文化，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是几乎不存在的，国民党撤退来台，公务员穿“中山装”(其实就是“列宁装”)，口袋特别大，台湾人特别好奇，想不通衣服竟然需要附制这么大口袋干什么？后来发现办事须“红包”，有钱好办事，于是管那口袋叫“中山袋”；称“三民主义”为“三面取利”(引者按：可能是闽南语的谐音吧)，心里很瞧不起政府官吏，连带也看不起外省人。其实并非所有外省人皆坏人，那些贪官污吏显然是“害群之马”。

    书中还说：“国民党自中国大陆带来的贪渎文化，目前已污染了整个台湾社会，贪污已不分省籍了。”这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如今陈水扁东窗事发，被判重刑，正好被作者言中。

    因此，作者在书中向大家提供了“使公务员不能贪渎”的四条建议：一、在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同时，还要彻底追查他们的财产来源，并重申“肃贪行动”没有“不溯既往”的法理。这就是说，只要有贪渎行为，就一辈子不得安宁。二、为了避免公务员谋取私利，应该对他们的生活给予合理照顾，尤其是对“国民住宅问题要设法解决”。三、凡事要公开透明，使主事者没有黑箱操作余地和以权谋私的机会。四、公务员一旦违法，罪加一等，并且要追缴贪渎所得，将其充公。不能让他们以坐几年牢的“成本”来换取巨额的财富。

茶瓶儿

一直延续到现在，胡也穿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