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秦王政

娱乐至死，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她或者是一本大众传媒的书，也有人说他是一本政治书籍，我呢，不作定性评论，只节选点内容，顺带自言自语几句而已。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1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1984》中的“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是圈养至死，还是娱乐至死？中国的过去与历史，让我们还能够理解与分辨奥威尔的预言，并奉为旗帜，而赫胥黎的预言，因为尚未实现，不知不觉，但我们却正在虔诚地朝那里迈进。不要以为这预言还过早，不要以为后者说的是美国，而在以目前中国的环境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特色的文化，早已将两者预言的东西完美地结合起来，当我们从奥威尔的预言中刚清醒过来，并斗志昂扬地奔想民主自由时，赫胥黎的预言已经悄然来临，圈养与自由，本是矛盾的两面，在今天却早已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打破圈养，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有了选择的自由，才有了拒绝的自由，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无论选择与不选择，得到的都是伪自由，我们依旧被圈养着，在伪自由的繁荣中被圈养着。曾经伟大与光荣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自由使其强大，灭亡却是娱乐过度，古希腊的人们在闲散的戏剧与优雅地诗歌中被古罗马征服，而古罗马又在烟蕴的浴池和刺激的角斗场以及自由的两性关系。
而今天，人们确实每天都看娱乐节目和八卦新闻，但是人们又都拒绝承认自己喜欢这些，尤其憎恨那些公开指出民众趣味与八卦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在破坏民主和自由。呵呵，圈养之下的人不觉圈养之痛苦，自由到失去拒绝之自由，那是选择上的伪自由。）

秦王政

第一章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１８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１９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２０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３０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２０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这里使我想到了网上曾经著名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民主国家领导人多英俊挺拔，专制国家领导人多獐眉鼠目肥头大耳？”，我想这篇文章在兴趣昂然地暗示专制国家官员生活腐败的同时，是不是也忘记了这样的观点有碍民主和自由？是不是剥夺了胖子与其他形象不佳者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是否应该取缔所有胖子与形象不佳者作公务员的权利？倘若一个胖子或者容貌猥琐但政治清廉的人如果成了政治人物，在作者的思维下，是否就先入为主地有了贪污腐败的罪名？呵呵，我只是说笑，看官莫当真。）

秦王政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2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斯、迪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８０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1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２７任总统，体重３００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３００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呵呵，这个例子好象足以反驳楼上我举的那个英俊与委琐的疑问。）

秦王政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1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３０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我想到了维特根思坦，维特根斯坦发现，我们是语言的欺骗性的俘虏。语言的虚幻力量能够非常逼真的模仿真实的事物，以致没有任何辨别性的语词的力量允许我们将真理和谎言分开。当语词单单把我们挑选出来作为传播真理的对象时，我们就已经受到了欺骗 。那么，这里，信息亦是。对信息的崇拜，把信息的获得当作自由的象征，变相地膜拜于信息之下，也成了信息的奴隶。过去我们批评信息被垄断，出于对真理与真相的膜拜与追求，我们收听美国之音，上网要学着使用浏览器突破软件，从中那怕得到的一点点信息，我们都当作是真理而深信不疑，当作向独裁与专制的反抗。而今，面对海量的信息，不加甄别地膜拜与信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奥运火炬被阻，西藏暴乱，各种声音的各种观点立场相悖的报道，以前我们膜拜与信任的信息来源，却颠覆了心目中代表真理的形象。原来，专制之外还有另一种专制，以往简单的思维，观点与立场，从这端到那端激烈的过度与反抗，不是世道变了，也不是真理变了，而是我们幼稚了。}

秦王政

娱乐至死，不是娱乐致死，看似一样，其实意思大不同。让该娱乐的娱乐，不该娱乐的，还是做好本职工作，作学术的，作知识的，还是少娱乐，多敬业专业点。作为屁民，我还是坚持八卦无罪，娱乐至死的，呵呵。

疏影淡然

呵呵,政治上的娱乐至死

秦王政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卡西尔曾说过：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1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2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1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洛普•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是电视与广播时代，更不曾想到现在的网络时代把信息又增加到无限的可能。现在的网络，网评员与网特同在，各行各业的枪手帖子，娱乐界政坛甚至学术界的各类黑，事实与谎言并存的信息，真理与谬论都以娱乐的形式传播，我们已经浸在各种相互对立矛盾的信息海洋之中，此时，对信息的判断力与分辨力就显的更加重要，没有绝对完美代表真理的一个信息来源，每一个来源的背后都有真话也有假话的信息，如何去区别与判断，考验的是知识与理智，是世界观，是阅历。）

疏影淡然

有读有悟,乃读书之乐趣也,加个精华

叶知小秋

事实与谎言并存的信息，真理与谬论都以娱乐的形式传播，我们已经浸在各种相互对立矛盾的信息海洋之中，此时，对信息的判断力与分辨力就显的更加重要，没有绝对完美代表真理的一个信息来源，每一个来源的背后都有真话也有假话的信息，如何去区别与判断，考验的是知识与理智，是世界观，是阅历。）

看了这一段，我都觉得又该怀疑一切了。
我们说的读书，学习，提高，充实。把无知得自己变得稍微有知；这和区别与判断真假，仿佛很相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不过是从一个陷阱，跳进了另外一个陷阱？

秦王政

你说对了，王国维说的好哇，“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多时只增疑”。所以，最好的社会形态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亡有。”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