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储望华（自述）

晨风

少年储望华（自述）

2014.3.30  澳大利亚 墨尔本                              


        我个人的性格个性当中，有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求学时代（11岁到17岁阶段----1952年至1958年），就一直被班主任吴元芳老师指出的，并率领着某些班干部、团干部和积极份子们一起来“关怀”“帮助”以至“批评”我的，就是认为我太“清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是一个会影响我和同学们团结相处，会影响我靠拢组、政治上進，会滋长骄傲自满，会脱离群众。
        在当时，由于我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对“清髙”二字的字面理解，也许还是处于朦朦眬眬，不明不解其义，而自以为是忧喜参半，好坏兼容。根本上从字面说，我对“清高”没有反感，竟然从心底并不能认识到这是一个“缺点”，自以为“清””高”，总的感觉是清白清雅脱俗高尚高雅高明，有什么不好？同班大龄同学中某些城市贫民出身或来自工矿的子弟们，带来的一些低层社会的俗气举止谈吐，我就是觉得格格不入，缺乏同共语言，不能入群随俗。但是，在当时，一切底层的东西，都是被推崇的。        
        我在班级里比同班的大部分同学们，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我比大多数同学小两岁，在青春发育时，差着两岁，便在心理生理上是很不同的，简单的说就是我更幼稚和更不成熟；二是我身高又特别矮小，比同班男同学们个子矮小10--20公分，比同班最矮个子的女同学于榕榕还要矮一截(我初三时身高只有1米38）。最要命的时候就是上体育课和下乡割麦劳动时，跟不上趟，落后、无奈。一次次的活动中，我的短处，日渐凸显，上体育课被安排和女同学们一起上，列队排在最后一名，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遭到了全校各班同学们的恥笑。所以我在中学的多年中，在各个方面，我是一直属于后进的、落后的。
        这些都是甚至发生在1957年我父亲储安平成为大右派之前。
        例如1955年北京苏联展览馆落成（即目前的“北京展览馆”，这幢苏式建筑，在当时的首都建筑中，被认为是很新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当时全中国响往的地方。我们班要“选”出2/3的同学，从天津乘坐火车到北京来看展览（我心里真想去参观啊！）吴老师用“民主选举”办法产生了赴京参观的代表，我自知自己不是班干部积极份子眼中的人选，这也是“群众”对你“淸高”的回匮吧，去北京参观苏联展览会，自然便沒有我的份儿！当然更“政治”一些的，如少年队，入队“最后一批”，入团，尚须长期考验，最后也没有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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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稍微好的方面，是在学习和课程方面，特别是音乐专业课程---钢琴（后转作曲）主科和各种基础课（基本乐科、乐理、民间音乐等），成绩虽然不很突出----不是尖子学生----但是绝对不是后進生。文化课当中，文学、历史、地理课較好，有一次，我的作文作业卷子，所写文章的每一个字是都是用隸书写的。一周后发回作文的作业，语文老师李鹤年对于我的文章做了红笔小字批阅：“你喜欢写隷书吗?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他对音乐学院附中的语文课中，一位同学写作作文竟整篇是以隸书完成，非常的激动。后来李鹤年老师常年担任了天津市书法协会的主席。我的数学、外语（俄文）则很弱。
        我从小爱看小人书，跟着也就爱画画，什么中国十八般武艺的刀槍劍㦸斧铄钩叉，什么胜英黄三太窦尔敦济公，样样爱画能画。上课一边听讲，一边在教科书上上下下画满了武侠小人儿 。淘气贪玩也都是局限在“文”的圈子里，大概属于“蔫儿淘”一类；“武”的是一点也弄不来。因为个儿小，被欺负逗哭的事，时有发生。也有大龄同班女同学公开公然亲吻我的臉，逗我玩，足見我是太小。1955年9月初，在一个欢迎新生入学的联欢晚会上，我男扮女装，一顶帽子下面挿了两根小辫子，晩会结束后，我朝男生宿舍返回，同行的新生女同学丘晞明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女生宿舎在楼上，你怎么往男生宿舍走？”我的稚嫩由此可見一斑。
        我在班上主办墙报，约稿写稿，记得还分别发表了我自己画的两幅铅笔临摹贝多芬和刘胡兰的肖象，这个方面一直延续到大学时代、文革中、乃至下放38軍。
        在少年时代即成为了知心朋友，尔后延续友谊至大学、至毕业分配同时留校工作、至同到澳大利亚留学，成为毕生中最为亲密无间的执友、钢琴教育家杨峻，我们在1956年俩人就上照相馆合影留念，大家知道，如果不是深切的友谊，一般是不会专门進照相馆合影的。他也是工人出身，但是他向来不“左”，也不“积极”，所以他也一直没能入团，还因在高中时谈恋爱，受到过班主任主持班会的批判。当年我和他志趣相投，我们一起画画，排演话剧（果戈理名著“钦差大臣”片断）。后来他当选为中学学生会文体部長，他委任我当电影干亊。我们的友谊，使我在少年时代，虽然时有想家孤独之感，但是还远未及落落寡合之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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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14岁时，班上進来了两位揷班生----胡炳旭和王国潼。我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和胡炳旭同台说相声，他独唱“九九艳阳天”（电影“柳堡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当时风糜一时），我担任乐队配器；和王国潼日后更成为密友至交。我爱听他拉二胡，通过他了解了刘天华、阿炳，也進一步促成我的创作欲望和冲动，首选的处女习作，便是在1956年4月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并由王国潼在1956年8月，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音乐会上公演（这也是王国潼做为二胡演奏家的第一次全国性处女演奏）。我同时还创作一首二胡独奏曲“欢中愁”，其标题，或许是受到刘天华二胡曲“病中吟”的影响吧。有一天，我正在教室的课桌上抄写“欢中愁”的乐谱，班主任吳元芳老师从我身后看到了标题，便严肃地问我：“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你小小的年纪，有什么愁？”“思想不健康！”我无言以对。
        当然，到了1957年，父亲成为了“大右派”，全校同学集体观看“反右斗争”新闻纪录片，父亲在北京饭店出席会议“跚跚来迟”的镜头，便成为同学们另眼看我的口实笑柄。当时我还是循例在给父亲写信的开始，写“亲爱的爸爸”，被班上的积极分子看見后，便成为在全班开班会上展开公开指名的批判，上纲上线至“丧失立场”“划不清阶级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此后当然更是终生“包袱”，一獗不振，抬不起头来。政治和思想上的任何进取、与集体与同学们相处之中的任何积极主动，便可能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而付之东流。
        从“少不更亊”，到“年少已知愁滋味”，我完成了人生经历的第一次蜕变。
        我个人的“成份”，在16岁时的一夜间变更，其冲击力影响力之大之猛之深之广之久远，殊难料想，竟至在我1982年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时，还因此受到牵联和审查，那是后话了。
        在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最后一击，也是相当致命的，其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的，就是我在1958年夏天，以自己创作的长笛独奏曲、钢琴独奏曲和木管五重奏等多部习作音乐作品，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已经被作曲系正式录取并领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的翌日，我被通知“取消录取作曲系”，唯一仅有的理由，而且是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大右派的儿子不能上作曲系，难道人们以后还要演奏大右派儿子的作品吗？！
        这是一记深深的刀痕，是永生无法弥合的，我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这时我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