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印象

晨风

作者:Cosmos

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 印象 (1)_____2010-11-03

昨天是第三届当代音乐周的第一天，听了两场音乐会。第一场是“卢森堡作曲家和中国作曲家音乐会”，一共上演了四首作品。温德青先生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对演奏者有很大的考验。第二乐章四把提琴变成了四把弹拨乐器。然而它们毕竟不同于琵琶或者阮，演奏者用拨子演奏的技巧也无法和专业的弹拨乐器演奏家相提并论，于是呈现出的音色是干涩而粗砺的，按照作曲家自己的说法，这个乐章的音乐取材于苗族“跳月”舞曲。这个乐章没有给人流俗的“舞曲”感觉，却是在一翻仓促和“将就”里呈现某种原始的粗犷气息。第四乐章从只用左指击弦的微弱音量和微分音程开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首作品的四个乐章大部分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或者民间音乐，撇开它们自身给人的“陌生化”效果，整部作品也是“陌生”的，全曲的象征性把握在作曲家一个人手里。

这种陌生感延续到之后的两位卢森堡作曲家的作品中。直到最后一首Marcel Wengler为本次音乐周专门创作的《画》（Tableaux）。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显示出纯熟的管弦乐配器技巧，音乐的色彩性非常鲜明。音乐语汇上也有不少传统的地方，比如第一乐章中竖琴和钢反复演奏的那个固定音型。熟悉早期音乐的“单人声部”的原则的听众，会对这首作采用精简的编制、但仍然保持出神入化的管弦乐色彩的效果非常着迷。

晚上的开幕式音乐会题目叫做“传统与当代的对话”，音乐会采取了很特别的形式，分别由三组原生态民间艺人歌手组合与法国时代交响乐团和卢森堡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同台演出。他们轮流演奏各自的曲目，三位委约音乐家创作的当代音乐作品与那些赋予他们灵感的传统民间音乐构成某种形式上的“对话”。其实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互文”更确切些，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种隐微的联系也好，是一种不同的音乐对各自身份的认同也好，它们彼此呈现，彼此倾听，或者还有一些彼此欣赏，但远远没有达到“对话”的可能。或者，也未必一定要对话。那种建立在理性的逻各斯基础上的对话，实际上是牵在权力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手中的，反而比单纯的“共同呈现”更加闭塞。

第一个节目是浙江遂昌昆曲十番与徐孟东的《相生?弦管之乐》。“遂昌十番”的乐手们甫一登台，就引起台下的观众一阵忍俊不禁。他们都穿着极富特色的“民族服装”，我对中国古代服饰没有研究，不知道那身行头究竟是宋元时代的还是明代的，总之，所有的男性乐手都仿佛是“店小二”的打扮，绑着头巾，让人想起《水浒》中那些跑堂的??这大概也和古时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一定联系??其中有一位小哥还红着一只眼圈，好像昨夜刚被某位蛮不讲理的客人殴打过……然而当他们演奏的音乐一出来，那种围绕在他们那身行头上的卑微感就完全没有了。不得不说，音乐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塑造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平行世界，就像南柯太守淳于棼在大槐树下做的那个梦，那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似乎正要鸣锣开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昆曲的音乐自然是熟悉的，而随后徐孟东先生的《相生?弦管之乐》竟也呈现出某种熟悉的旋律。这首作品以遂昌的昆曲十番和遂昌民歌《花鼓调》的两个五声性动机为音高基础。尤其当黑管和长笛在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伴奏下，吹出那充满热烈和欢快气氛的快速乐句时，令人恍惚间又回想起刚才的昆曲乐队的演出。作曲家为四重奏组合中的每一件乐器都谱写了配合其音色的优美旋律。比如小提琴声部，在其他三个声部的伴奏音型下，有一段极为优美的独奏。那位戴着眼镜、看上去充满知性的女乐手，把这段旋律演奏得非常抒情、富有歌唱性。

第二个节目是湖北兴山县的薅草锣鼓与叶国辉先生的《徒歌II》。演唱薅草锣鼓是三位身着土家族民族服装的老人，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岁月可以使他们的嗓音变得沙哑，但却没有改变他们中气十足的演唱和对于演唱的热情。三位中中间一位击鼓，另两位鸣锣，演唱则是由三人轮流配合进行的。他们的演唱中有许多快速的颤音，这给他们那种粗粝仿佛田间号子的歌声增添了许多丰富的表情。三位老人中有一位面孔长得很像罗中立的《父亲》中那个老父亲的形象，不过这个形象过于沧桑了，我宁可在他张嘴演唱时联想到《七龙珠》里的比克大魔王……这样的联想丝毫没有对老人和他们的艺术不敬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他们的热情和欢乐，深深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焕发了童真……

叶国辉先生的《徒歌II》（为五件乐器，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而作），一开始弦乐器演奏出的一组音，像极了人声发出的长音，有一种粗粝的质感。这首作品的英文名叫Natural Song II。在现代艺术中，一看到Natural这个词就令人头痛。经验告诉我们，现代艺术中的“自然”，往往离我们的经验世界、审美习惯最为遥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艺术家的不甘平庸。当然，Nature这个词除了“自然”，还有一个意思是“本质”，这个意思就要抽象多了，当然也和“自然”具有同样的包容力。当代音乐借助那些传统的乐器（钢琴、小提琴、长笛等等）来“摹仿”自然，道说“本质”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潜藏着更多智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如Susan Sontag所言，是需要“新感受力”的。

最后的节目是观众期待已久的蒙古呼麦和上音许舒亚院长的《草原晨曦》。说期待已久，主要是因为音乐会开场前，那个演唱蒙古呼麦的阿音组合已经在贺绿汀音乐厅的门廊前，演唱了数首曲子，这些曲子和他们的演唱深深感染了每一位驻足聆听的观众。马头琴那苍凉的声音一响起，就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了。那位演唱呼麦的歌手长着一副标准的蒙古族脸型，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眉眼。他和乐队的其他乐手、歌手们演唱时那种自信、陶醉和欢乐，是从骨子里生长起来，从血液里挥发出来的。那样地深沉、苍凉，但是又充满自信和热情。音乐会结束后，阿音组合是唯一被要求“安可”的组合，在他们演唱安可曲时，先前那个法国时代乐团（Ensemble les temps modernes）的女大提琴手，还特地拿着相机跑到台下拍摄着他们的演出……

我有些为之后登场的那位演唱《草原晨曦》的男高音感到可惜，他的声音很漂亮，技术也是没的话说，但是他在蒙古呼麦之后登场，无论他在自己的专业里表现得多棒，但怎么听都隔了一层。柏拉图说，自然是对理念的摹仿，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因此是“摹仿的摹仿”。这位男高音昨天的演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隔了一层似的“摹仿的摹仿”。实际上，以现代的眼光看，所谓的“摹仿”和“被摹仿的本体”并没有高下之分。当代音乐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民间的音乐形态，应该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学术品格，纯粹从经验感性出发，或者从习惯的审美范畴出发，并不能把握当代音乐作品（把“当代”与“传统”作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昨天这场“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与其说在确证着当代与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倒不如说让我们更直接地面对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当代音乐自身的特性？这种身份的确认不仅关涉着当代音乐在当下能够吸引多少观众，也是今天的“当代音乐”在未来存有的保证。

晨风

作者:Cosmos

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 印象 (2)_____2010-11-04

昨天晚上的“许舒亚室内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五首作品充分展现出“当代音乐”的风貌，既新意迭出、不拘一格，同时又呈现出相当的可听性。第一首作品《散》，按照作曲家的说法，构思来自元朝散曲并使用了与之相关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然而可贵的是，听完全曲，完全寻不到一点点我们熟悉的民间音乐素材的旋律痕迹，可以说“传统”完全被化进了“当代”里面。作曲家对于低音乐器的使用似乎颇有心得，整首作品中大部分时间长笛部分用的都是低音长笛，加上大管的使用，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低沉、浑厚的气息。即使不直接地引用或借鉴那些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作曲家亦传神地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景象。以当代音乐的方式，能够切入传统的感性经验，在这一点上作曲家是相当成功的。

第二首In Nomine II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音乐风格的基础上注入了中国乐器的演奏和中国音乐的风格元素。In Nomine是16、17世纪流行于英国的一个乐种，其定旋律来自John Taverner（约1490-1545）为圣三主日（Trinity Sunday）而作的一部六声部弥撒曲《荣耀归于三位一体》（Gloria tibi trinitas）。后来In Nomine演变成一种器乐作品，英国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的重要作曲家，几乎都作有几首这样的作品。这一传统在Purcell之后完全消失，直到20世纪才有再度受到重视。许舒亚教授的In Nomine亦是取材于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甚至其五声部的形式都与In Nomine器乐曲的五声部基本结构一脉相承。然而，这又是一部真正的具有“当代”音乐特征的作品，古老的中国乐器笙竟然与西方室内乐的经典组合弦乐四重奏结合得如此妥帖；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的“习惯”面目，在这部作品的外在形态上又一次地杳然无迹可寻，显示出作曲家独一无二的创造。

音乐会中上演的另一首作品《无极》，按照作曲家本人的说法，创作时没有考虑任何民族的元素。不知道这首作品是否如那首《虚实》一样，创作时多少受到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影响。这首为长笛、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作品，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加入了“吟唱”的元素，小提琴手和中提琴手皆需要“唱”出一些东西，而长笛在一些时候则变身为某种非音乐性的“吹管”，以短促、暗哑的吹管声给作品增添了几许空灵、神秘的色彩。

最后的一首《虚实》的编制比较庞大，舞台上加入了筝、琵琶、柳琴等民族乐器。作曲家对民乐器的音色的使用还是非常到位；开场时的那种沸腾感，还有在不断的渐强之后突然地顿挫，达于静止；打击乐器那丰富多彩的使用：摹仿，戏拟，变幻。整首作品确实体现出那种虚实相间、盈虚轮转的意境。

整场音乐会听下来，有两点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作曲家对不同的音乐风格和音乐元素的使用，完全“化”成了自己的东西，糅合在一个“当代”的语境里，摆脱了那种皮相的引用和功利主义的修辞学，使得所有的作品都呈现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次是作曲家对各种乐器的音色和效果深有体味，在作品中的运用因而呈现出“点睛”的意味。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能够统一起来，当代音乐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或者技术试验，而具有感性的效果和思想的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