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传奇-----60年来最具影响力事件

若鸿格格

马寅初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若鸿格格

毛泽东在57年前后关于人口问题态度的变化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 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谈话（1957年2月14日）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 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 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日）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生产、工作。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们一到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

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 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

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领发言时的插话（1958年3月23日）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若鸿格格

面对“批判”，马寅初毫无畏惧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毛泽东的思想才确定下来，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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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开始，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来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

　　自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上年8月讲“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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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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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特立独行的马寅初

　　文革中与家人在一起
“文革”开始后，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四处造反。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一天，马老正坐在家里，这位勤杂人员突然双手叉腰对他吼道：
　　告诉你，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现在正式警告你：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大肆贩卖什么《新人口论》的黑货，早就罪该万死，现在你还过着地主、资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给你烧锅炉，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臭架子还真不小。
　　这位勤杂人员的突然发难，让马老有些措手不及，但当他意识到对方是在“造反”后，毫无畏惧之感，而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一语不发。这位勤杂人员当然知道马老是著名的“硬骨头”，于是用更凶狠的口气威胁：“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
　　听了这番话，马老哈哈大笑。面对国民党的枪口都能谈笑自如的他，岂会被几句话吓倒。“文革”期间，这位勤杂人员一直在马家执行监视，但马老我行我素，讲真话的习惯一点未改。一次，听说有人给周总理写了大字报，马老拍案而起：“给周公写大字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公吐哺’，这天下还有良心吗？”
　　听到马老的话，那位编外红卫兵像发现敌情一样慌忙过来质问：“马寅初，你胆大包天，说什么？”经此一问，马老更是怒不可遏，锐声喊道：“我说这天下的人没有良心了！你也没有良心！斗争我吧，我明天回嵊县老家去。”因为愤怒，马老掀翻了桌子。
　　子女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劝他冷静下来，认清形势，紧跟当时的路线。马老闻言勃然大怒。儿子马本初大着胆子和父亲争辩起来：“无怪人家说你没有行动。你说，我们家‘破四旧’一点也没有行动。就这一条，不说那个‘造反派’向他的组织不好交待，就连我们去单位、去学校搞‘兴无灭资’汇报时，也不好交帐哩。”
　　“向谁交帐？向康生、陈伯达？”马老反问。
　　“不管是谁，人家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这是坏人在借助钟馗打鬼！”马老一针见血。儿子急了：“您又说错话说反动话了，难道毛主席是??”马老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当钟馗我也吼他！”
　　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您老没整了。”
　　见儿子不理解自己，马老讲起故事来：“1944年，傅斯年在国民党政府参议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营私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并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信任’。蒋介石就说：‘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的人。’傅斯年毫不退让：‘我信任委员长，如果说因为信任你也应该信任你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马寅初的“故事”使儿女们陷入深思，从此他们对父亲在“文革”中的特立独行、拒不跟风多了一份理解。
　　198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病逝。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来悼念他：“人口宏论，富国强民，千秋大业留遗泽；经济巨擘，学桃育李，百代宗师惠众生。”
　　如果说马寅初的学术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他“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勇气，他“单枪匹马，战死为止”的气概，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胸怀，对后人来说，则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文史学者、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同舟共济》　 魏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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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大跃进、全民炼钢与人民公社化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也带给了中央决策者们错误的信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可以即刻到来。而另一方面，匈牙利、波兰等地发生的事件以及此前国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让毛泽东嗅到了“右”的危险。于是，陈云等少数派持有的保守观点被摒弃，“左”的幽灵在一切领域大行其道。 1958年，大跃进全面发动，喊着赶美超英口号的人们结成了人民公社，集体性 的宁可饿着肚子也要砸了锅大炼钢铁。“与天斗其乐无穷”的精神鼓舞着时代的每一个人，生产的目的仿佛不再是产品，而就是生产本身。当人们最终发现主观能动性不能取代自然规律时，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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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由来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的。



反冒进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倡导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导致的急躁冒进而展开的。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不是十分赞成的，但他采取了相当克制和保留的态度。整风运动开始后，曾有个别人利用党内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糟了，甚至出现了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的奇谈怪论，从而促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他在1958年3月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按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毛泽东还认为，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达，物质基础不牢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的速度也不行，惟有较高速度，惟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工农业产品超过英、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并于10月25日公布。“四十条”提出，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纲要》配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于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社论还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媒体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也是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告诉毛泽东：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既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兴奋，也使他感到了压力。于是，他回答：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按计划中国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钢。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表示，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还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欣赏。1958年5月25日，他给参加此间政治局会议的同志的信中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在1957年12月底至次年初的杭州会议、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做检讨。通过这些会议的发动，加上宣传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跃进”的浪潮很快席卷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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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 是怎样形成的

三面红旗万岁　霍生联摄

这里说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已过去50年了。回过头来看，“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施，都反映出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出席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代表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鼎被砸烂。可谓大伤元气。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期间，陆定一受令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于是，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予以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若鸿格格

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空气里充满浮躁的味道。定势思维、无谓攀比、盲目乐观是它的关键词。随着“大跃进”、“赶英超美”口号的提出，各条战线上掀起了建设狂潮。群众沉浸于集体的狂欢，许多问题逐渐露出了苗头。此时的人们似乎没有察觉在国家建设上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而这距离痛定思痛的经济调整，还要好几年。


人民公社燕窝按需供给 副总理宣传共产主义美景

上世纪远去的“神话”

大跃进时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精神。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呢？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万多户，32万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