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寻梦敦煌（三）（半痕冷月）

若鸿格格

莫高窟里一部哭泣的历史
                          文编辑：半痕冷月
　　
　　陈寅恪先生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我们沿着历史的年轮回到一个沉重的年代。在历史的某个瞬间，造就了一段举世闻名的辉煌与没落：狂风卷 起的漫天黄沙笼罩着戈壁古城敦煌，身着长袍的古人把成摞的佛经、文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高高耸立的莫高窟洞窟内，再小心翼翼地把洞窟封好，返身消失于漫漫风沙中……
　　
　　故事追溯到宋朝。
　　北宋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在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清出了一大批重复的、残旧不宜再用的和一些过去曾流行而当时已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剔除的经卷、外典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第17窟是第16窟甬道中废弃的耳室，只有几平方米大，他们将这些捆好的书纸放入洞中，用泥封了洞口，再在上面绘上壁画。当代人去世后，这个废品库就一直不被人所知了。它封闭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据藏经洞出土的资料推断，大约在公元1002年或后一两年内。
　　
　　谁也不会预料到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可不是废品了，它成了罕见的瑰宝。
　　
　　清咸丰七年（1857年）前后，湖北麻城等地蝗旱成灾，灾民纷纷背井离乡。在这群逃命的群众中，有一位少年辗转流落到陕西、甘肃，后在当时的肃州巡防军中当兵。几年之后他从巡防军退役，没有回到祖籍，也没有投奔其它富裕的地区，而是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道号"法真"，四处游方。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他感受到了理想中那模糊的仙境，长住于此。他就是王园禄，著名的王道士，一位道佛不分见菩萨就跪的道士。准确的说，他是个不通文墨的的农民，一个很平常的老百姓。
　　
　　 余秋雨在她的文化苦旅中这样描述王园禄：“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王园禄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
　　
　　但是他只是一个很愚昧的农民，一个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的农民。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1900年6月22日，清沙工人杨某在第16窟甬道抄经文时，一甬道北侧的干墙壁中发现有裂缝，用芨芨草杆点烟，然后顺手将点烟的芨芨草插入甬道的缝隙中，谁知长长的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越插越深，掉了进去，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王道士。两人敲击甬道墙壁，有空音传出，怀疑里面是空的，于是就认为壁画只是伪装，就齐力把墙打开，这才发现隔壁有一个密室。
　　
　　深夜，王道士挖开了墙壁，发现里面是一个两米左右见方的洞窟（现编号17窟）借助微弱的烛光，他逐渐看清里面，心不由得怦怦跳个不停。在这个不大的斗室里，竟然密密麻麻地堆放着成千上万的写经。道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古书，在这阴冷而散发着尘土气息的洞窟前，他一下子不知所措。沉睡900余年的第17窟就这样无意中被挖掘出来了，一个埋藏在地下900余年的奇迹就这样公之于世了。
　　
　　室内蕴藏着包罗万象的珍贵古文献文物，堆积如山，总计有五、六万件。其中有大量佛教、道教、儒教和其他宗教经典著作，还有大量的经、史、子、集、诗、词、赋、通俗文学及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制糖、酿酒、棋经等，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典当、账簿、户籍、信札、状牒等等。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康居文等。除此之外，洞内还有绘画、佛像、刺绣及大批其它珍贵艺术品。敦煌藏经洞内的5万多件文献，几乎涉及到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文献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那么，敦煌文献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回答。
　　
　　王道士根本不晓得，他用枯瘦的手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的门，它的发现曾震惊了西方世界。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正处在自身难保的多事时节，一个文化无多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
　　
　　 王道士本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他更不知道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卷的重要价值。不过，按照中国人的概念，古书总是很值钱的。于是，他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太爷和衙门的名流，希望能得到点赏赐。可是，令他失望的是县太爷虽然把它当作古玩来欣赏，但没有太重视，只是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王道士就地封存起来。后来这些写经被当作古董或书法艺术品不公在国内很多地方流传开了，而且也开始向国外流失。
　　
　　就在这时，英、法、日、俄、美等列强的冒险家、考察者闻声赶到，蜂拥而至。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腐败无能，国人的愚昧、麻木，这些有着如同狗一般灵敏嗅觉的文化强盗，明偷暗劫，车载畜驮，不用吹灰之力便盗走举世闻名的稀世珍宝，引起了世界文化界的轰动。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地方各级官吏的无知自私和监守自盗，也加入了劫宝、藏宝的行列，又散佚了许多宝件，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不久，藏经洞中发现之佳品，不是流入异国，便是秘藏于私家。如今这些宝藏，流落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浩瀚丰富的文献艺术品被清政府运回北京时仅剩了余下的8000多件，其余已丧失贻尽。劫余八千多轴，虽也弥足珍贵，但相对流失的极品相比，已不是精华。据说在英国有1.3万件、法国有3000多件、前苏联1.13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件……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
　　
　　此明火执仗的劫掠，是敦煌的耻辱，也是整个炎黄子孙的耻辱。莫高窟在流血！整个中国在流血！敦煌演变成为近代中国一部伤心史。
　　
　　当时一位急于想取得英国国籍的匈牙利人奥莱尔¡斯坦因，他曾二度来到敦煌，与王道士大谈唐玄奘，以此骗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仅以200多两白银便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藏经洞四分之一即一万多件的宝藏；一名叫伯希和的法国汉学家，他借着微弱的烛光，在洞中将两万卷遗书全部浏览，并以500两白银从王道士手中盗取了敦煌遗书中最有价值的6000余件精品宝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了26块莫高窟壁画；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俄国东方学家、佛学家奥尔登堡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他们不仅盗走了敦煌大量的经卷、壁画，还在莫高窟生火做饭，毁坏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使古老的东方文化遭受了莫大的蹂躏和摧残，给敦煌这一著名的佛教胜地留下了永远无法抚慰的创伤。可此时王道士还以为用收入修窟寺，功德圆满，谁知却糊里糊涂成为莫高窟的罪人。
　　
　　说他是罪人，然而是他打开了这隐藏了千百年的秘密，当时，他告知有关部门，无人理睬，而这个农民的愚昧无知使经文得而复失。当世人关注莫高窟时，这个藏经洞已空荡荡的。至今，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到世界各地。
　　
　　而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八国联军的枪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眼看着清王朝都城不保，谁又能顾及到这些文物。
　　
　　这是一帮有着狼子野心的国外的所谓的考古学家们的杰作啊，这是一场历史的和民族的大悲剧与不幸劫难，不能不使人心中充满愤恨。尽管他们以各种哄骗的理由和借口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沾去了部份，以此想来研究出我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依旧没有人能做得到，没有哪个人可以配制出当年的色彩。有些颜色在当时是比黄金还要贵出几倍的啊。莫高窟的神秘面纱，岂是你等可以轻意揭开的？回想那些斑驳消蚀的壁画，诉说着久远的忧伤，而这些被外国侵略者挖粘之后残缺不全的洞窟，更令人感叹万千。历史的回音壁再一次警醒，使敦煌的辉煌与灿烂之光挂上伤心的痛楚。
　　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在得知莫高窟文物遭劫后，积极奔走，报告学部，请求火速拍电报令陕甘总督毛庆藩购买并运至学部，8000卷文书才从敦煌运至北京。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
　　
　　
　　经卷的丢失，国宝的贩卖，是青廷之罪，是历史之罪，是民族之罪，是国家之罪。面对着这座曾被各国列强掠夺得满目疮痍的文化宝库，心情变得异常沉重起来，甚至慢慢地涌起一腔愤怒，这是一段让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正如陈寅格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长达12个世纪多达五、六万件的历史文献艺术品集藏于这个弹丸之地，只因了一个清扫洞窟的名叫王圆禄的道士，而在短短时间内几乎散失殆尽。集藏者们，我们的祖先，大约想给他们的后代子孙留存点民族文脉的传承物，而他们的子孙却如此不争气，前辈们泉下冥知如此结局，又会作何感呢？
　　  
　　
　　王道士该当何罪？利欲熏心、贩卖国宝... ...可是他当时知道自己的行为的性质么？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还会用敦煌经卷来引火烧水？这些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经卷还不如一块木柴。历史经常这么演绎，滑天下之大稽，尴天下之大尬。
　　
　　他干了什么？在那个时期，他发现经卷、被骗卖掉经卷就如同旧社会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陶罐，然后留给自己家用或与邻居换几把米。撇开"国宝"这个词，王道士的所作所为虽不是无可非议，但也无可厚非的。性质了不起就是一个封建社会里的下层群众昧掉自己发现的一只陶罐。不要幻想一个小道士有多高尚的品德。国宝，与他的生活太遥远了。
　　
　　精神与肉体双重瘦弱的王道士可承担不起这沉重的罪名。那些罪名，不属于王道士；那由些罪名，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封建发展史来承担。斯坦因之辈之所以出入我国门如出入自己家菜园门，那是民族的尴尬。我们的民众如果的文化层次思想觉悟提高，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贩"卖国家文物"？我们民族的文化被民族自己贩卖了。
　　
　　敦煌罪人是清政府的官僚们，是他们出卖了敦煌文化；是他们出卖了建设莫高窟的先辈们；是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
　　
　　反思：
　　当我们冷静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列宁格勒、印度德里等十多处经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无一损坏现象。
　　
　　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强盗的出现，这些敦煌卷子才有了虽艰难却也有一线希望的追索，才有了国外敦煌文献的回国出版，才有了“人类的敦煌”这一宏大无比的课题。
　　
　　敦煌藏经发现于一九零零年，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刚刚完成对百日维新的血腥镇压，落后腐朽的统治又得以延续生命。义和团反帝运动正在全国迅猛发展，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名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协助洋人弹压同胞，民族危急伴随着文明危急，连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说：中华民族的生命已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官员们谁还顾得去理会一大堆残破不堪的藏经？即使有人理会了，将藏经运到北京，谁又能保证不会和圆明园、《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一起化为灰烬呢？继续存放在洞里呢？苏联十月革命后白俄溃军流落到此，竟将莫高窟当军营住进去了，他们在壁画上写字，写斯拉夫下流话，在洞窟的角落支灶做饭，污染破坏了大批壁画，藏经当然只算作点火的废纸……谁又能约束的了？甚至连美国探险家华尔纳见状也愤怒的写道：“谁能保证有一天中国军队不会住进来？……看来它的末日即将到来，我将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拯救和保存这些东西。”当然强盗们总会找借口粉饰自己卑劣的行径，其实质却是无法掩盖的。但的的确确的事实却是：他们在客观上保护了这批稀世珍品，也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影印出版提供了素材，应该说无德而有功。
　　
　　转眼到了一九零九年，以于佑任、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经过九年漫长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敦煌藏经残余部分收归国有的一天，岂知同时也迎来了更加伤心的难言之痛。首先是官场的繁文褥节，然后是购回[注意：是购回]经卷所需资金，罗振玉好容易办完这些事，只等起运了。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一个苦难旅程？
　　
　　此时敦煌经卷的价值已人所共知，于是这漫长的旅途便成了掠夺经卷的战场，从敦煌经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兰州、定西一路都有流失。地方官宦、名士、乡绅，甚至行伍出身的军人，纷纷大显身手，而押送的官员其实就是同伙。其后果是相当悲惨的，究竟有多少经卷流失，成了永远的谜。然而劫难还没有结束，经卷进京之后第一站并不是学部大院，而是一个叫何震彝的私宅，此人先将一批精品选入自家书房，然后为凑够卷数竟将一部分卷子一撕为二……即使四十余年后的“文革”期间，我们弥足珍贵的多位敦煌学家，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备受摧残而死，他们是：向达、潘光旦、陈梦家、黄文弼、陈寅恪、王重光……
　　
　　这些强盗是不是“无德而有功”呢？对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宝过程，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让他们从“盗贼”、“魔鬼”的贬词中走出，回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中。但这又不等于赞同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更客观、更冷静、更理智地剖析这桩悲剧事件。
　　
　　此刻我们还有何理由理直气壮的指责斯坦因？还有何颜面去责骂和我国学界保持了几十年友谊的伯希和博士？还有何底气去怀疑华尔纳当年的震惊与愤怒？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英、法、俄四大敦煌藏经在中国陆续影印出版，海外寻宝时代终于结束时，我们是否应默默的对“强盗”们的亡灵说一声：谢了？
　　
　　莫高窟，无力用手中艰涩的笔再为你写下些什么了，当一件事物美到极至时，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当一件事物沉重到顶点时，任何的行动都搬不动它了。
　　
　　在历史面前，我还是做个静默的观众吧。
　　
　　
　　 说明：文中有些历史资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