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但愿人长久

　　当前，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将面临着国际法庭的审判，被指控的罪行：一是反人类罪；二是大屠杀罪。红色高棉在执政期间，人为的使柬埔寨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导致了2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对柬埔寨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历史的审判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让人深思的是：红色高棉为什么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而结果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自己还走上了大屠杀的道路。这里的原因所在，从根本上说是波尔布特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指导实践的能力，而他却坚决按马克思所指的道路走，在掌权后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使红色高棉走到了这一步。为说清这个问题，以下先从分析它的一些奇怪现象开始，再结合柬共的历史对形成灾难和出现大屠杀的必然性进行一下剖析。
　　柬埔寨共产党自1960年建立，一直到夺取政权后，既没公布党组织的名称，也没公开对社会的主张。这种现象一直被人们感到奇怪。因为这种做法既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对他们不利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绝不会是出自柬共的主观愿望，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柬共自身的性质与柬埔寨社会的发展阶段不相符而决定出来的。因为红色高棉与各国共产党性质相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主张是消灭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被压迫阶级的政权。在封建社会的柬埔寨自然是号召农民打倒地主，建立农民政权，实际也就是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但要使这种主张能行通，在当时的柬埔寨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农民阶级的文化知识水平使自身的能力达到登上政治舞台的程度，（具体表现形式是在农民中能产生建立基层政权所需的干部队伍）；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但事实上当时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为说清这点，下面先介绍一下红色高棉的最高领袖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创始人，为了柬共的事业，他曾多次来中国取经，接受游击战争的专门训练，并努力钻研毛泽东著作。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事实说明波尔布特对中共创业过程中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以及建立农民政权的具体做法不只是清楚，还会尽一切努力去这样做。因为在初始阶段，柬共是白手起家，要想得到发展，只有发动和依靠农民阶级，而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农民阶级的长期支持，又只有把农民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关于这点别说有中国的例子，就没有先例波尔布特也能慢慢想到，就想不到，客观条件逼迫他也得逐渐走上这条道路。退一步说，即使波尔布特根本就想不到或不想这样，在革命军到达的地方或对地主阶级能起威慑的地区，农民阶级自发的也会这样做。但在柬共革命期间并没出现这种局面。这只能证明他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失败，证明在当时的柬埔寨，农民阶级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根本就产生不出组建政权的干部队伍，实质也就是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能力，建　　立不起政权组织。到此再说第二个条件。如果当时柬埔寨要是存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对于柬共，即使建不起政权，完全可以采取打击地主号召农民的办法去发展军事力量，在这点上，历代造反者都是这样做的，也都能达到无师自通的程度，波尔布特这个有师之徒更应如此。但事实上柬共发展起来是在1969年树起了反美大旗后，也可说他是在反美救国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在打击地主号召农民的主张下发展起来的。而在1969年前8年的时间里，柬共只能勉强生存，根本没什么发展。这充分说明柬埔寨当时并没有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
　　正因为柬埔寨社会当时不存在上述两个条件，从客观上等于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也使柬共的这种主张公布不出去。如硬公布不仅没法实现，还会在社会中更加孤立，更加失去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余地，这样迫使柬共在多次失败后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红色高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它的性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这决定只要柬共公开，就必须公布与自己性质一致的主张以求得到社会响应。而在土地革命的主张公布不出去的情况下，要单纯公开共产党组织，等于这个组织没有宗旨，更没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迫使柬共又只能处于保密的状态。所以说柬共长期不公开，是由自身的性质与柬埔寨的发展阶段不相符决定出来的。在弄清这点的前提下，再去回顾柬共的历史，就会逐渐看出红色高棉最后给社会造成灾难和走向大屠杀的轮廓。以下便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正直青年的波尔布特等人，自从在法国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决心要以革命的手段在柬埔寨开创一个完全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新天下。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的革命对象自然也包括法国的这些殖民主义者，所以这些留法青年回国后，大部分成员，尤其后来成为柬共高级领导的一些人：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乔森潘、宋成等，都投入了当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抗法斗争。1955年抗法战争取得了胜利，柬埔寨宣布独立。但这种结果却不是这批留法青年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不能被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统治阶级，在法国殖民者被赶走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国内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于是他们继续酝酿革命运动。到1960年，21个青年聚集在金边火车站的一节旧车箱内开会正式组建了柬埔寨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选举的中央总书记是杜萨木，波尔布特是中央三常委之一。两年后杜萨木失踪（实际是被警察逮捕后捆上石头推入了湄公河处死），波尔布特被推举为总书记，从此他成了柬共的实际领袖，革命的千斤重担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正是这种使命迫使他必须为柬共的生存与发展去尽一切努力。尤其到1963年他的身份暴露被迫进入丛林后，生存与发展更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一者是他本人悟性很强；再者是他此前来中国受训，并对中国发展史及毛泽东思想有很深的研究。这样在联系本国实际中他完全清楚应该走土地革命的道路。一些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他在丛林中进行革命宣传，而宣传的内容肯定就是土地革命的主张。然而因为在当时的柬埔寨不存在进行土地革命的两个先决条件，他的宣传没有任何号召力，波尔布特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又因为这种主张行不通，共产党组织的名称也没法公开。但作为一个政党要实施领导革命运动，又必须让社会知道自己的存在，也必须有一个公开的名称。于是在共产党组织没法公开的情况下，最后被迫采用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名称??“革命组织”来公布于社会。
　　这种局面无疑会使柬共处于最艰难的环境之中，但站在波尔布特的角度，作为最高领袖又必须为党的发展继续寻找出路，在没法公布政治主张得不到整个农民阶级支持的情况下，他只有利用个别地区农民对政府不满的条件去发动运动，以求尽量扩大一些势力和影响力。1967年马德望地区萨德兰县的农民，因反对扩大税收与政府发生冲突，最后酿成了暴动，这些暴动者自然成为了柬共的发展对象。当暴动被镇压，幸存者加入了柬共游击队，柬共的力量得到了一些壮大，趁此机会波尔布特决定正式建立武装，尽全力发展游击队。而后他们又发动了几次起义，到1968年底，柬共的武装发展到了几百人。这些尽管是柬共长期斗争的结果，也算是有了发展，但就凭这点力量，对于波尔布特，不管他雄心有多大，别说取得全国胜利，就连生存仍无法保障。正是这个原因，波尔布特以及他领导下游击队，很长时间都活动在柬越边境的丛林，以便在政府进剿时，顶不住就退往越南境内。要改变这种处境，起码得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自立的程度。而要做到这样，只有公布一种切合实际的主张，以求得到社会的支持，要不然，单凭得到个别地区少数农民的支持，永远也发展不起来。但在当时社会中，客观上不存在这种条件，波尔布特没办法做到这点，只能在苦斗中去等待时机。
　　1969年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处处被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对西哈努克亲王中立偏左政策的不满。正是他这种偏左政策，中国的大量援越物资和越南北方大量军队，通过柬埔寨到达了越南南方，对美军在越南战场的被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越南军队在战场被动时，有时还撤到柬埔寨休整。所以从这年开始，美军不仅出动大量的飞机轰炸柬埔寨，还直接出兵进攻柬埔寨，造成了当地无数人死亡，使柬埔寨与美国的矛盾骤然上升。正是这种民族矛盾的上升，给了在困境中的柬共发展的机会，所以波尔布特不失时机地在原来只反西哈努克亲王的基础上，又公然竖起了抗美救国大旗。正是这面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柬共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到年底就达到了2500人。1970年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访苏之机，支持首相朗诺发动了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当时的苏联政府因种种原因没表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于是他抱着寻求支持的希望和试试看的心情从莫斯科飞往了北京。到北京后，经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之后立即表明的态度是：如果你要坚持战斗，中国将予以全力的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当即表示了战斗到底的诀心。接着周恩来又表明支持他的交换条件是他必须与柬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西哈努克亲王出于无奈，为了消灭叛徒朗诺达到回国主政的目的，只好接受了周恩来的条件，与自己昨天的敌人“柬共”走上了合作的道路。
　　而后在中国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以民族联合统一战线主席的名誉在北京组建了流亡政府，但不回国主持实际工作，柬共单方成了统一战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这种局面明显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结果，对于波尔布特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不仅使柬共在国内有了合法的地位，也使他在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下，能够名正言顺地去收获一切成果，以及收纳西哈努克亲王的部下和一切支持者。至此波尔布特如鱼得水，柬共的力量得到了飞速发展。而后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不断对国内发出呼吁，号召人民走进丛林参加游击队，站在抗击美国侵略和反对朗诺集团的行列。因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内尤其是在农民中威信极高，在他呼吁下首先是整个农民阶级站在了柬共的支持立场，大批的城市青年也响应号召走进丛林参加了柬共的武装组织。人员问题解决后，武器装备在中国无偿支持下更没问题，柬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迅速由游击队上升到了正规军，并在近3年的时间发展到了四、五万人。朗诺的军队根本不是柬共的对手，节节败退，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国土很快成了柬共的控制区。随着柬共势力的发展如旭日东升，取得全国胜利已为时不远，一个严峻并无法回避的问题却摆在了柬共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在军势力量发展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没有产生与共产党性质一致的各级政权组织。之所以这样，如前所说是因为柬埔寨社会不存在土地革命的客观条件，使他根本就建不起与自己性质一致的政权组织。它在军事上的崛起：一是依靠竖起的抗美大旗；二是西哈努克的号召。在这两点儿中，随着美军的撤出和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这杆抗美大旗会逐渐失去作用。第二点，虽然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完全失去了权力，但他仍是旧制度的总代表。由于柬共没有自己对社会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等于完全承认和维护着旧制度。像这样，朗诺被打倒后他们要是走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道路能行通，也能掌握住全国政权。但这样动摇不了旧制度，与波尔布特当初建立共产党的宗旨相反，这决定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不了。如果要不走这条道，而是到时利用原有的政权结构去消灭旧制度，不只会遭到整个政权体系的反对，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发出号召，恐怕连当初很多走进丛林参加柬共武装组织，乃至参加柬共的党员都会倒向西哈努克亲王。这很可能会给柬共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要想既掌握住全国政权，又要达到消灭阶级的政治目的，在军事力量发展的同时，必须在控制区内普遍建立起与自己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土地革命的主张行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另找出路。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的集体化的道路。使他们有借鉴的地方，所以从1973年5月，柬共就开始在控制区内的个别地区把农民组织起来搞集体化的试验，以求使这些集体化组织的领导干部，成为柬共中央政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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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二)
　　这种集体化，应当就是在土地国有基础上，以多少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进行集体耕种的方式。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个体耕种被称为小生产，社会由小生产转变为集体化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其实只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正好相反，这种集体化正好是一种倒退。之所这样说，是因为这种耕种方式正是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方式。为说清这点我们先解释一下“井田制”。所谓的“井田制”并不是像一些书上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在耕种过程中把田地分成方块形似“井”字而被定名为“井田制”。《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这里的“井”实际是一个组织名称，九夫为井，是指当时以九家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这个生产单位的名称被命名为“井”，所以“井田制”实际是以“井”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与所谓的集体化从本质上并没区别。
　　如果这种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以前，说明人类是在集体耕种的基础上进步到了个体耕种，从而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这种集体化分明是又把个体耕种压回到了集体耕种，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呢？
　　尽管集体化是倒退的，但在当时的柬埔寨一时能行通，之所以这样，原因是：一、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与自然形成的组织不一样，自然形成组织的领导干部都会注重工作效益，并做到对全体负责，他领导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给整体带来最大的效益，如做不到则会被抛弃。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只是对上级负责，能做到听领导话就行，在工作中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对工作效益怎样可以不负责任。由此决定了对领导干部本身的素质要求低，这个条件使柬共在当时的农民中，有足够的余地去挑选所需干部人才，组建起集体化组织以及整个的基层政权组织。
　　二、对于农民阶级来说，虽说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大，但这种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的改制，意味着对地主阶级土地的没收，使农民与地主在经济上处于了平等地位，这种做法他们能够接受，甚至很多人会达到支持的程度。
　　三、对于地主阶级来说，它们的总代表是西哈努克亲王，而柬共正是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推行这项工作，这使他们就是想拼死抵抗在短期内也推不出另一个总代表，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去阻止这种主张的推行。再就因当时是战争期间，一些地区的地主成员会因支持朗诺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一部分会随着朗诺败军逃往金边，剩下的地主成员在大军的威慑之下短期内至少会失去抵抗的信心。柬共搞试点也定会挑选这样的地区。
　　正因为以上几个条件，在试点搞成功后，便开始推广，到金边解放前，柬共控制区内大部分地方推行了集体化，从而也建立起了与柬共性质完全一致的基层政权组织。（当然，这种集体化也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压制社会的积极性，使社会不断走向贫穷，最后也会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制度的弊病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在不掌握规律的情况下既认识不到，也看不出来，所以柬共推行开集体化后，增长了不断改制的信心，致使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为彻底消灭阶级和根除产生阶级的根源而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于这是关系到红色高棉最后成败的根本大事，不只柬共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对于毛泽东来说，柬共是他亲手扶植起来的，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对于这条政治路线，他总感不妥，根据自己的经验，总认为当时柬共应推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在1974年11月份，他接见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谈论打倒朗诺后的建国方针时，先强调柬共以后不要怠慢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又着重对英萨利说：“要减租减息，要分土地给农民，不仅要和富农搞在一起，还要团结一些小地主。对买办资本家可以没收财产，不要动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毛泽东的这些话，分明是建议柬共在农村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城市走工商改造的道路。但因这是根本道路问题，事儿太大，英萨利虽是柬共的重要人物，也做不了主，只好回国如实向波尔布特汇报。
　　对于波尔布特，虽然他非常感谢毛泽东的支持，但毛泽东给柬共指出的道路又使他非常为难。因为他清楚，在这两条道中，土地革命的道路在柬埔寨行不通，而对城市工商改造的道路，不管能否行通，也不管这条道对与错，客观原因迫使他不能走这条道路（不走工商改造道路的原因后面分析）。但这些又不能说明，因为说了也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党领袖，就再感谢毛泽东，在关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也不能去完全听从，但对毛的建议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决定他一方面在国内必须按自己的主张办，另一方面又不能使毛泽东产生反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75年1月份他来到北京，对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不像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对于当时的毛泽东，一者提这些建议，本身就完全为了他们好。再者柬共毕竟不是他领导下的支部，又根据本人与苏联闹翻的经验，他不能对柬共下命令怎么办，也不能采取高压手段，所以在波尔布特的坚持下，只好顺其自然。
　　当时金边已完全被包围，夺取全国胜利已是时间问题，所以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于夺取金边前两个月，柬共召开高层会议，对建国后的政治路线做出决定，不仅决定要在全国农村全部推行集体化，还做出了一种被人们认为离奇的决定??把金边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
　　关于这个决定，始终令人不解。按柬共官方的解释是：１、当时是为了解决金边的粮食问题；２、为了防止美国和苏联的特务在城市发动暴动。另一种按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柬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决定，他们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必须加以消灭。其实这三种解释都漏洞百出，也都没说服力。首先是第一种，如果要真的是为金边缺粮而疏散人口，那当时疏散的地方是农村，这证明农村有粮食能供应城市，而这些农村都在柬埔寨境内。像这样，在全国统一后，政府可以从农村调粮入城解决问题，并且这点应当完全能做到。再就是第二种，在一般情况下，不管哪个政府，对一些特务所进行的破坏和发动的一些暴动都会进行防范，但不会有一个政权惧怕这些，因为单凭这些根本就没有颠覆一个政权的能力，这点任何一个执政者都明白，波尔布特也不应例外。再者是，即使以后美国、苏联的特务真的搞暴动，并且规模大些，又能大到哪去呢？难道还能大过美国支持的朗诺吗？而柬共连朗诺都能打败，又有什么理由说因惧怕一些特务发动暴动而撤空整个城市呢？所以柬共官方这两种解释纯属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还有第三种，即人们的解释照样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城市，如果要消灭阶级，完全可以就地推行，根本没有必要把人们全撤出去再消灭阶级。波尔布特对这些道理应该是明白，而不应糊涂到把城市作为资产阶级，作为消灭的对象，把农村作为无产阶级，作为依靠对象的地步。退一步说，就算波尔布特真的糊涂到了这个地步，既然把城市作为消灭的对象，那么，在做出疏散整个城市居民决定的同时，也应当做出对整个城市居民怎样进行专政的决定。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资料显示他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417人和新人，旧人之说，是产生在1976年以后，这分明是因撤空城市，给200万城市的居民造成了灾难，由此也会遭到这些人的反抗，波尔布特为镇压这些人的反抗，才创造出了417人和新人、旧人的名词。这说明对城市居民进行专政的决定不是在金边解放前作出的，也证明第三种解释不是当时撤空城市的根本原因。
　　撤空金边城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波尔布特乘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抓紧时间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1973年5月柬共推行集体化，大部分农村中打破了旧制度，并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对柬共来说，要想真正取得全国政权，就必须在全国都达到这种程度，自然也包括金边在内。如果条件允许，在取得金边后，他们可仿效中国当初，在推行工商改造的主张中去逐渐打破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从而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这项工作从动员到搞试点看效果，再全面推行最后完成，恐怕至少要两年时间，而当时有一种情况使柬共没有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解放后，很快将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国主政。虽然自1970起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一直在北京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权力。但根据亲身经验，波尔布特清楚他在国内的影响力，更清楚他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是在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中。所以只要金边的旧制度和社会结构存在，客观上就等于有他的活动范围，他就不会甘心把全部政权让给共产党。到回国后为了与柬共争权，只要一呼吁号召，金边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与柬共抗衡，这至少会对柬共政权形成一种掣肘，也不能排除柬共武装力量出现分裂一部分倒向西哈努克的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结局，在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他们必须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与旧结构，使其回国后失去活动的基础。因为从1974年开始在北京商谈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的时间距金边解放时间不太长，又没有其它理由再把西哈努克亲王长期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在没时间对金边进行工商改造的情况下，对于柬共，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疏散到全国各地。正是上述原因，波尔布特当初才同时拒绝了毛泽东土地革命和工商改造的两项建议。也是这些原因，为了赶时间在占领金边后第三天，就编造了美军轰炸的谎言欺骗金边居民，以此为借口，用武力强行驱赶所有居民转移到各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这种措施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在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又被彻底打破，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半年就被迫宣布退休。他的首相宾努亲王率首相府全体成员集体辞职，全国政权无论实际还是名誉上都落在了柬共手中。但这种措施却使金边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3万人死于大转移的途中，后是把200万人送入了深渊。这些又成了促使整个社会矛盾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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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三）
　　对于柬共，1975年4月17 号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金边的解放，标志着由它领导的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对西哈努克亲王采取了防范措施后，在国内他们已感到无任何后顾之忧，于是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计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他们决心把柬埔寨建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使柬埔寨人民过上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存在贫富差别，首先取消了私有制和一切私有财产，完全实行配给制，禁止私人买卖，取消货币。设计每30??40户为一个集体，设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在工作之后不用回家做饭，直接进大食堂享受同等水平的饭菜。衣服完全一致，由国家统一发放，不允许穿任何高档华丽衣服和佩戴首饰。通过这些真正实现消灭阶级人人平等。为根除人们的私有观念，进而又解散了家庭，把所有人包括孩子在内，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编入不同的集体组织，住进各自的集体宿舍。这些分明是为了让人们树立孩子不属父母私有的思想。为了在婚姻方面根除私有观念，废除了以前的婚姻法，规定婚姻不能由男女双方私自做主，而是由组织指定，婚后夫妻不能长期居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可以团聚一次，其余时间双方都得生活在各自的集体宿舍。
　　在波尔布特及柬共中央看来，通过这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改制，能够使人们在各个方面根除私有观念。这样不只现在能够消灭阶级，还能永远不出现贫富差别，子孙后代都可以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中。然而不管波尔布特处于多么良好的用心，事实的结果定会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仅给社会带不来幸福，还会给社会造成灾难。因为从现实说，这种制度已完全破坏了人们正常生活中所依赖的各种条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它比1975年以前的集体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已基本返回到了原始社会。从各方面分析也只有原始社会才会产生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人类产生之初，各种能力小，为了生存只能以集体的形式集体的力量去捕捉、采摘，凭个人的能力根本就干不了这些事，而对收获成果也只能是各取所需。柬共的共产主义制度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存在了统一分配，但这种分配因数量一致，对食量大体力工作量大的人更是一种悲惨。试想一下，让现代人回去过原始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不给人们带来灾难才是一种怪事。
　　这种制度的严重性对于波尔布特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中国大跃进的结果他也清楚，并且在他们推行之初，即1975年的6、7月份波尔布特在北京访问，病中的周恩来以中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例，不只一次劝导波尔布特不要这样做。10月份英萨利与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周恩来又以告诫、提醒，甚至为了避免严重后果不惜以怨恨的口气对二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将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对于周恩来的劝导和告诫，波尔布特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看来大跃进的方向没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当时的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实际也就是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破坏的不彻底。并坚信柬埔寨只要比中国的大跃进进行的彻底，定会达到胜利的彼岸。所以他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超大跃进”。事实的确超过了大跃进，如打破家庭、指定婚姻、夫妻分居，整个人民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统一编队住进各个营房，这些中国都没做到，而柬共都做到了。正因为柬共比当时的中国做的有过而无不及，使柬埔寨遭受的灾难也就更严重。以下分析一下这种制度给社会带来灾难得必然性。
　　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严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与社会发展阶段完全不相符，在推行中会严重压制社会的积极性，限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思想上盼望着幸福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成为盲从的群体。而整个政权机构在推动工作中，因为这种制度根本就没法符合实际，也必会导致不管实际。各级只对上级负责，按上级的指示办，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示去做表面活，来显示形势一片大好。这样在工作中很多情况下就变成了瞎指挥，各项工作进程中都造成一定的人为损失。像上述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根本就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以中国为例，凡过来人都知道，在大跃进的头一年（1958年）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本应没问题。但在收割过程中一者是干部的瞎指挥，再者是只管收割数量不管收割质量，很多粮食都丢在了地里。由于当时取消了私有财产，不允许个人有一粒粮食。对于丢在地里的粮食扔掉可以，如果个人拾回家，会受到惩罚。致使很多粮食烂在了地里。粮食收回后，很多粮食放在一起，到处都是粮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很多粮堆也根本没人管，在这种到处堆放中又损失了很多，最后剩余的粮食，本来就很难再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但是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社会，能使人们过最美好的生活，开始阶段集体大食堂每天都给人们做丰盛的饭菜，无形中又浪费了很多，剩余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没法维持到第二年新粮食成熟的地步。尽管如此，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却都没有后顾之忧，普遍认为粮食不够了没关系，到时候上级就会给调拨，并会派汽车给送来，继续让人们过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真正到了粮食紧缺时，因全国到处的情况一样，哪都没粮食可调。到这时才迫使干部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结束了人们丰盛饭菜的幸福生活。但为时已晚，就怎么节约也挽救不回来，致使1959就出现了粮慌。大食堂开始以最低的标准给每个人定量分配食物，并逐渐减少，人们实在饿得没办法，很多人又把去年扔在地里的粮食、薯类，只要能吃的都偷着捡回家，再采一些野菜，当然，也有人在1958年粮食归公时偷偷埋藏了一些。这时便有计划的拿出一点与野菜合在一起，到半夜时在保证外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偷偷做熟全家食用，以补充一些体力维持生存（之所以半夜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外人看见后报告政府受到惩罚）。
　　中国这种实际，完全可以反照出柬埔寨当时的情况，并且柬共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彻底，不仅对私有财产破坏的滴水不漏，还破坏了家庭。当时的人们在每天收工之后，既不能与家人团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欣慰，也没条件私自在半夜偷着做点儿勉强能吃的食物来补充一家人的体力。这不难想象出它们的情况会更加悲惨。事实也正是这样，柬共自1975年推行“超大跃进运动”，到1976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粮慌，并逐渐走向严重，在这个基础上，其它方面的灾难更是不可避免。因粮食短缺，大食堂配给每个人的定量食品逐步减少，不仅使人们越来越食不果腹体力逐渐下降，又得在“跑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每天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去修堤筑坝。体力差的逐渐顶不住，生病的人越来越多，而生病后一是得不到营养方面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没有西医西药的治疗（因当时柬埔寨普遍不相信西医，普遍没有西医西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因饥饿、劳累而病死。像这种局面要是在短期内能扭转也许问题不至于太严重，但在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灾难不仅没法扭转还会日趋走向严重。相应整个柬埔寨的局面也不可能避免地会朝着逐渐恶化的方向发展。因为饥饿劳累会使每个人都会难受痛苦，死亡更会使每个人惧怕，这种情况时间一长，必然在社会中产生抵抗情绪。抵抗情绪最大的，自然是从金边疏散出来得200万居民。这些居民一者是其中一部分人在疏散途中无故死去的亲人；再者是这种制度对他们正常生活的破坏比原生长在农村人更严重，使它们失去的幸福更多。而对于波尔布特来说，当时为防范西哈努克亲王疏散金边居民，完全是为了本党之私，并没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使他既没法把真相放到桌面对金边人民解释以求得谅解，也没其它办法与金边人沟通。对他们的反抗情绪只有压制。于是公开宣布他们为417人或新人，并规定新人必须接受旧人的思想和劳动改造，实际也就把他们交给农民进行管制劳动，以求在这种压制中平息或减轻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从各方面分析，波尔布特这样做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其原因是：首先对金边居民，这种做法不仅平息不了他们的抵抗情绪，还会加剧。其次对于原来的农民阶级，他们在饥饿劳累的问题上并不比金边居民轻多少，由此使他们本身也会有抵抗情绪。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饥饿和劳累，而不是需要管制对象。当然随着新人旧人的分类，也许对他们的待遇会略高于金边居民，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们受灾受难的处境。所以这种做法最多使他们在短期内能产生一种心理平衡，而时间一长，这种心理平衡不仅会打破，抵抗情绪仍旧回升，还会因执行波尔布特的命令与金边居民产生大的矛盾。而这种结果，等于在大局不断恶化中加放催化剂。社会的整体局面反映到党内，同样会促使矛盾上升并很快出现反对派，使波尔布特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原因如下：
　　一、凡是走革命道路成功的组织，本身就人才济济，就这些人才的素质而言，一般都具有很高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同时很多人也都具有很大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在创业过程中，他们都能做到为全局利益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同时在内部也不会放过任何争夺权力和地位的机会。正是这个因素，不管谁占领了领袖地位，在路线问题上都不能犯重大错误，如果一旦犯了重大错误，给整体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人决不会答应。既为了整体利益又为了个人的权力欲和领袖欲，会尽一切努力去把其拉下马。像这样，在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已严重违背规律，并给整个柬埔寨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不知会有多少股势力争取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出现政变或拥兵自重闹独立的事件也都在情理之中。
　　二、任何组织中都存在着派系之争，一般情况下，不管哪派都是一面为整体努力奋斗，同时在内部又都是争取压倒对方争取主动，柬共内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尽管以波尔布特为代表的留法派一直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当初属于越共支部的所谓“亲越派”从1953年就存在。这个派系论资历比留法派老，论贡献比留法派也小不到哪去，因此它一直使波尔布特感到吃劲。正是这个原因，从柬共发展到自立程度的1973年，他一方面背靠中国与越共抗衡，以求结束在越共面前一直处于小弟弟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内部以各种手段排斥压制“亲越派”。对此，“亲越派”当然不会甘心。但因波尔布特联合西哈努克共同抗美的路线已收到了很大效益，柬共的事业蒸蒸日上，“亲越派”没法，只能忍耐。波尔布特因主张错误给柬埔寨带来灾难的局面，使“亲越派”找到了反攻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集聚力量争取以各种手段推翻波尔布特也是一种自然。
　　三、由于柬共在发展过程中打的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自己一直没公开身份，也没有公布对社会的主张。很多人参加柬共、及其武装组织并不是奔的共产主义，而是奔的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旧制度。由于这个思想决定他们对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本来就会反对。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半年，在1976年4月就被迫退休，更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即使波尔布特的政治路线不出大问题，这些人迟早也会与他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会站在反对立场，积极支持推倒波尔布特。
　　四、有些既属于波尔布特的派系，并在创业过程中，对柬共事业以及波尔布特本人有功之臣，为挽救灾难局面，到这时也会站在反对面。尽管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把波尔布特拉下马，并且在别的派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但在全国已形成灾难的局面下，从全局出发为了全国人民及整个柬共的利益，他们会利用党内的合法权力或者以反映情况的形式提书面意见，或者在开会时直接提意见，争取阻止或终止这条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使灾难降到最低程度。
　　党内形成的种种暗流，矛头明显都会指向波尔布特，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感到担忧害怕，所以在1976年9月他就忧心忡忡地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但对于波尔布特本人，一者他的权力欲与领袖欲不小于任何人；再者，他取得最高统治地位是自己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使他对自己的地位更珍惜；三者像波尔布特这样的创业之主，本身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只波尔布特就任何人都不会甘心认输，把权力交给党内政敌。又由于自身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使他失去了采取和平手段化解矛盾的条件。迫使他只有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反对派进行严厉地镇压，从而也就决定了柬共党内必然出现的大清洗。因为清洗的对象是党内的政敌，这些人一般都对柬共有较大的贡献，这决定在对其清洗的同时，必须要有一个能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的理由，并且这个理由也必须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波尔布特把金边图士楞监狱（代号S-21）专门用作找理由的指定点，凡是被捕后投入这里的人在被处死之前，不管用什么严酷的刑罚，都必须按监狱长的意图，做出能被其接受的交待。这样就不再难解释，为什么在（S-21）被处决犯人的口供，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美国、苏联、越南的特务。因为在外国的指使下，对柬埔寨进行破坏，属于民族矛盾的性质，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这种清洗中，不只前三种反对派中被锁定者都在劫难逃，即使第四种，在党内正常生活会议或工作会议上提意见者，以及提书面意见者中，只要是被锁定，也一样会难逃厄运。这些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他们这种行动难免会直接涉及党的政治路线，而这点正是波尔布特的命根。对于一个最高统治者，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即使想改正错误，也只允许自己说自己改，因为这样可以以其它理由掩盖实质，慢慢的一项一项地改，能够做到不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反之要在别人不断批评中，一旦证明出严重后果是由政治路线错误造成，在客观上就使他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条件。所以后果越严重，就越是不允许别人批评或提意见，一旦有人这样做，不仅会促使其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还会对这样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中国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是制止左倾的初衷，由于彭德怀指责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他个人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还使会议落成了更左的结果就是这个道理。而柬埔寨1976年的情况与中国1959年的情况在性质上完全一致，所以处在当时的波尔布，照样会不允许任何人去随意涉及指责“超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为了把这种风气压下去，只好找几个典型来杀一儆百。在这个问题上，他明知道这些人冤枉也得这么办。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与波尔布特本来是生死弟兄，并对他一直忠诚和有贡献的人，在被抓进S-21后，直到被处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但愿人长久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四）
　　尽管清洗是为了把党内的反对派镇压下去，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因素。而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则取决于社会的灾难能否扭转过来。但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灾难正是由它造成，只要这条政治路线不改，灾难只能加深，没有一点扭转的可能。这使清洗不仅压不倒反对派，还会如火上浇油，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迫使波尔布特为了自保不得不加大清洗的力度，扩大清洗的范围，以致在这种不断重复递增中四面树敌。逐渐走向完全孤立，最后导致自己的彻底失败，事实也正是如此。
　　到1977年粮荒进一步升级，大食堂配给的食物，在原来就不断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人们更加饥饿难忍，体力进一步下降，更加经不住病魔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增加人们的体力劳动，不断延长劳动时间，以致饿死、累死、病死的人不断增长成了全国的普遍现象。由于人们已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反抗情绪定会增长，各种矛盾自然会上升，反应到党内反对派的势力也会很快扩大。为了摆脱威胁，波尔布特只有加大清洗力度，而在这种加大中，单靠金边的图士楞（S-21）监狱已不能完成任务，不得不在各地不断增设清洗机构，把越来越多的人就地处决。
　　到这种程度，波尔布特至少应该感觉到了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从内心说，他既不愿社会出现灾难，到这时更想扭转局面。但在内部反对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又不敢公然改变政治路线，只有寄希望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有所改变。采取增加人们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结果一点作用不起，还使问题进一步严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更多，这种碰壁，自会使波尔布特感到非常苦恼。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极容易走向极端，所以在这种苦恼中，使他由希望转为了怀疑、仇视，认为灾难的不断深重，是社会一些不满者在故意与共产主义作对，要使局面有所改变，只有清除这些人。这样就决定了清洗范围必然会由党内扩大到社会，首当其冲的也自然是他得罪最深重的417人，。于是他便以重新登记，重新审查个人历史，清理阶级队伍等手段，对417人进行了大清洗，以致大量的商人、知识分子，原来有产者、大量的华人、越南人等外国籍人，或公开或暗地被无故处决，整个417人都处在了人人自危的环境当中。而结果，社会的灾难仍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波尔布特一方面感到走投无路，一方面由原来的苦恼变成了恼火，又把目光投向了他一直依赖的农民阶级，怨恨基层的领导干部没能力，不能联系群众，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于是又下决心在这些人中清除无能之辈，这样很多的基层领导干部也稀里糊涂的被杀掉。然而，一则波尔布特清洗这批人纯属发无名之火，这明显是太过分了。再者农民阶级在柬埔寨是绝大多数，并且一直是柬共的支持者，对波尔布特也没构成过任何威胁。所以杀掉这批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波尔布特感到后悔，但是已无法挽回，只有继续走下去。为了防止在农民中引起反应，在一些地区出现有组织的反抗，清洗掉这批人后，又采取措施，规定村与村之间的人不许接触，如一个人有事非要到另一个村不可，也得经过组织的核实批准等等，来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防范和控制。到这种程度，柬埔寨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监狱。尽管这种结果绝不是波尔布特的初衷，也会使他感到害怕，但也没法回头，为了自保，只有硬着头皮一方面继续加大镇压力度，另一方面尽量找一些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以求尽量减少一些反对派的情绪。又是出于这两种需要，从1977年9月份开始，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柬埔寨共产党正式公开身份；二是号召全党要睁大眼睛抓细菌。
　　当然，对于柬共的公开问题，自上一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退休后，柬共已成了公开的执政者，到这种程度再继续保密已没必要。从这个角度说，柬共的公开是一种顺利成章的事。但对波尔布特，在这件事上还有深一层的意思。因为柬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柬共的公开，也标志着它的指导思想的公开，这样波尔布特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他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按马克思指引的道路走，是完全正确的。退一步说，即使错了，责任也在马克思，而不在自己。所以波尔布特公开柬共的深一层意思，就是在向全党以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做这种暗示，争取用这种办法减轻一些反抗情绪。当然他也清楚，靠这种暗示起不了根本的作用。要使自己的统治地位能够维持下去，只有对一切反对派继续进行镇压。所以在公开柬共的大会上，他就把一切反对派划为阶级敌人，又把阶级敌人比喻成细菌。后又在多次重要会议中指出：阶级敌人虽然像细菌一样无处不在，但我们不怕，因为党有着像菠萝一样多的眼睛，同时号召全党要睁大眼睛抓细菌。并以此作为推动全党一切工作的动力和标准。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工作上不去，就证明我们抓细菌工作不够彻底。（这些可以证明出波尔布特当时已达到了看谁都是敌人的程度。虽然他在多次会议上说：阶级敌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只是百分之一、二，实际在他心目中当时能信得过并能依靠的人，也许只有这个比例或已接近这个比例）。
　　正是在抓细菌的思想指导之下，清洗规模进一步升级，到1978年，改变了以往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分期、分批的找重点镇压的办法，而是以大区为单位，对区内各级党、政、军机关内的一切反对势力和稍有不满情绪的农民，甚至被认为已失去生存价值的成员一律进行清洗。这种办法在一些大区，清洗范围能涉及到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成员和农民阶级的多数家庭，个别的重点地区能达到每家每户。东部大区是这次清洗的重点，据一些资料显示，不只党政军机关成员大部被清洗，就在农民中，很多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人被杀掉。总人数达到或接近了10万人。
　　像这种趋势，对于波尔布特，在他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迟早非走到这步不可。但对社会来说，他这样实际是在逼着人们铤而走险。所以在这次清洗中，到1978年4月份，便激成了兵变。韩桑林、洪森两个师长率部起义，公开站在了波尔布特的反面。尽管因力量太小，在波尔布特的镇压下，到8月份他们被迫退往了越南。但却能反应出在柬埔寨国内反抗因素已经达到了高峰，并且这点韩桑林与洪森都清楚。所以在退到越南后，他们一方面高举反抗大旗，号召国内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的统治，一方面要求越南出兵，帮助他们杀回柬埔寨。而对于当时的越南政府，一者是与波尔布特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高峰，结束波尔布特的统治正是他们的希望。再者是波尔布特在国内已失去了整个社会支持的情况他们也清楚。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们估计打败波尔布特的希望很大，所以对韩桑林与洪森的要求很快答应。并于当年12月25日予以兑现，这天越南10万军队分数路对柬埔寨开始进攻。而这时的柬埔寨，首先在社会中无论是417人还是整个农民阶级，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仅完全失去了正常生活条件，随时都面临饿死、累死、病死的威胁。而且即使勉强生存下去，在日常中稍有一点反抗情绪还会被处死，这使他们在思想上已完全站在了反对立场，就不公开起来反抗，也绝不会再去主动积极支持波尔布特。再就武装力量而言，社会的灾难使每一个战士没法不越来越牵挂家人的命运，并会逐渐产生不满情绪，这本身会使战斗力下降。一次次的清洗波及到军队，很多人被处死。这个情况使各将领之间为了自保，都会一方面尽力不被别人抓住把柄，避免自己被清洗掉；一方面又尽量抓住别人把柄而互相提防、互相牵制，整个军队在这种持续中没法不丧失战斗力。正是这些原因，波尔布特的军队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在越军的进攻中一触即溃。越军并没有遇到什么实质的抵抗就进入了柬埔寨。这种情况下的柬埔寨人民不仅不与柬共军队并肩作战，很多人还自发的以各种方式配合越军和韩桑林军队的进攻，越军的进攻非常顺利，只半个月就占领了金边，结束了波尔布特的统治。但在波尔布特掌权的3年零8个月中，在其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饿死、累死、病死以及被清洗死亡的人数达200万之多。
　　到此概括一下柬共的历史就能看出，红色高棉之所以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最后不仅给社会带来灾难，自己还走上了大屠杀的道路，是因为其推行了共产主义制度。而波尔布特之所以认准这条道路，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总的方面，他们的这条政治路线最后的失败，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指导实践的能力。尽管这个道理比较明显，但作为当事人却不从这个根本点考虑，也不承认这些。比如柬共的二号人物农谢，在被国际法庭逮捕前不久接受记者访问时，还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并声称将继续为之而奋斗。另一个重要人物乔森潘在同一时期接受采访，当记者问他在柬共掌权时为什么会出现灾难和大屠杀（大清洗），他的回答：一是各大区的掌权者权力过重；二是下面的领导者们不懂得也不会领导人民。像这种回答明显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如乔森潘所说，首先是第一种原因，这种结果要真是由于地方政权权力过重自己胡闹造成的，则说明中央对地方已达到了失控的程度，而柬埔寨在当时并不是这种情况。还有第二种，不知乔森潘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自己是基层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本身就无法行通的条件下，自己能够做到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又不脱离群众支持吗？可以肯定地说照样做不到。从这两人的答记者问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制度错误的问题，农谢直接不承认，乔森潘间接不承认，估计波尔布特要活到现在也会如此。不仅这些当事人，就在人们的评论中，一些说柬共推行的是畸形社会主义制度。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制度仍是正确的。如真这样，就算柬埔寨当时是畸形，在别国起码也应出现一个正常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国家在不改变方向的前提下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越富裕，但事实上连一个都没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硬坚持中越走越穷越不行，最后都被迫从根本上改向，向资本主义靠拢。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初又都是按马克思指的道走的。根据这种事实，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具有指导实践的能力，则证明所有后人都愚笨到了学不会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二、如果后人要不是都愚笨到了这个程度，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指导实践能力的。从各方面分析，问题的实质应属于后者。正因如此，社会主义道路才走不通，又因波尔布特在推行马克思指引的道路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坚决更彻底，给柬埔寨造成的灾难也更深重，失败得才更快更惨。其实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对于执政者由于政治路线错误给社会造成灾难的并不只是波尔布特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也经常出现，比如美国总统布什，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照样是因政治路线错误给本国造成了重大损失，更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灾难。之所以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没掌握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地区在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定位点。如果要掌握了规律，知道了这些，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说，在明知道会给社会造成灾难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去推行错误的主张。因此我希望一些有能力者与我联系，使我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能够得以公布，以避免或减少人为给社会造成的灾难。

时代变了

这个贴的作者似乎没读过历史，而且心态比较偏执，社会主义不是越走越穷，而是强调平等，立国的出发点不一样。如果他把眼睛放开点，他会发现这世界上走资本主义穷困潦倒的国家比比皆是。
看看这个地球上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少，其中发达的有多少，多少是民不聊生的。再学习总结一下，凡是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都是靠殖民屠杀土著疯狂掠夺发家的，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模式？

不想过多讨论这些，网上讨论的多，是是非非，应该把80年代90年代那套从西方飘过来的“启蒙”东西再回过头审视一下了。

但愿人长久

呵呵，虽然一些观点不能接受，但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在还有几个在坚持的这个事实是真的，

淡云孤雁

　　或许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是最好的模式。

淡云孤雁

　　红色高棉有夺取政权的能力，却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但愿人长久

呵呵，目前中国的社会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虽说表面上中国不承认是资本主义，但走的路却是资本主义道路。

淡云孤雁

引用第8楼但愿人长久于2010-11-24 18:03发表的  :
呵呵，目前中国的社会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虽说表面上中国不承认是资本主义，但走的路却是资本主义道路。

　　也对，也不完全对。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尤其是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